更新時間：2022-06-25 01:31:22作者：admin2
文武商：可園的三副歷史面孔道光三十年（1850年）五月，從廣西平亂前線“賦閑家居”的張敬修（1823－1864，字德甫）開始在莞城博廈買鄰筑園，以供家人“游宴之娛”。當時他大概想不到，這占地僅三畝三的私家園林會成為嶺南建筑史上的一道亮色；他更不會想到，與居巢（1811－1865，字梅生，號梅巢）、居廉（1828－1904，字士剛，號古泉）兄弟在可園長達十多年的流連花月、賦詩作畫，成就了嶺南文化史上的一段傳奇，并直接孕育了影響廣東畫壇一百多年的嶺南畫派。
對可園來說，張敬修與居氏兄弟所賦予的意義是不同的。如果說這座園子只是張敬修暫時躲避不如意現實的“世外桃源”，對二居而言則是不折不扣的“藝術樂土”（黃澤森）。而在我看來，即便是二居，他們所賦予可園的意義也不可一概而論。近日翻閱楊寶霖先生編著的《東莞可園張氏詩文集》，腦子里突然冒出一個天外飛仙式的聯想：他們三個人實際上以各自的品性、修養和功業，以文、武、商為核心元素，分別呈現了可園的三副歷史面孔，濃縮成嶺南文化的一個三維縮影。
（清末廣東四大名園之一：東莞可園）
第一副面孔：以張敬修為代表的“武”面孔。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十三歲的張敬修“以在籍（東莞）修炮臺功，官于廣西”，后因勇武善戰，大勝太平軍謝開八部、“助曾國藩籌辦水師”等，累官至廣西按察使、江西按察使（兼署江西布政使）。他在咸豐三年（1853）二月的一篇硯銘中自記道：“賊匪謝開八陷遷江，予簡銳圍剿，五晝夜克之，生擒首逆，散其脅從，計竣事，才旬日耳。”自得之意，溢于言表。盡管他的侄子張嘉謨（1830－1887，字鼎銘，號梅耶）評價他“再仕再已，坎止流行，純任自然，無所濡滯”，但實際上張敬修熱心功名的思想底色，“并沒有因為暫時的歸隱田園種花學畫賦詩而改變。”（黃澤森）他在骨子里還是一個渴望建功立業、光耀門庭的武將軍。這一點既可從他三起三落的人生軌跡得到印證，也可從居巢題贈給他的詩作中看出一點眉目：“行疏苞乃墑，耕深氣乃達。罷官種花好，知究區田法。”（《茉莉田》）“歲歲南枝悵北風，得歸堅擬臥茅龍。何須幻想身千億？百樹寒香一放翁。”（《題張廉訪畫梅》）
第二副面孔：以居巢為代表的“文”面孔。居巢是一位典型的文人，不但精書畫，而且通詩詞，在當時的嶺南（包括廣西、廣東）文人圈中有詩詞畫“三絕”之稱。作為可園“文”元素的體現者，居巢最突出的還不是在詩詞畫的成就上，而是在他所彰顯出來的文人氣質和名士風范上。譬如他自始至終沉潛于藝術，對政治素來冷漠，其詩畫也極少表現政治內容。據統計，在其留存至今的169件畫作中，花鳥草蟲畫就占了154件。雖經張敬修舉薦擔任過廣西比知縣略高的同知一職——甚至還有文獻記載：居巢曾赴云南補用巡政廳，官至五品（朱萬章），但總體來說，他對官場和出仕是比較隔膜和疏遠的，目前也沒有任何記載表明他在官位上有何作為，或可推斷其對出仕為官頗有點“心不在焉”。
作為畫家，居巢落筆也極為謹慎，“雖一小幀，亦數日始成，蓋渲粉染色，不妄點一筆。”故其畫作傳世者亦不多見。在他的山水畫卷《春江上水船圖》正本（另有一稿本）中，張敬修題跋云：“舟中人被名利牽，岸上人牽名利船。江水悠悠渾不斷，問君辛苦到何年？”正是對居巢藝術心性和人生態度的真實寫照。
第三副面孔：以居廉為代表的“商”面孔。居廉是居巢的堂弟，小居巢十七歲，畫藝也師其堂兄。雖然居廉在莞期間主要生活在張敬修之侄張嘉謨所修筑的道生園（距可園僅數百米，遺址尚存）中，且畫作不多（包括客居桂林期間所作的共約五十幅，占其畫作總數的百分之五左右），但他卻顯然比堂兄更喜歡結交當時的書畫名家，而且頗不乏經濟頭腦。盡管沒有直接的文史資料證明居廉在莞期間如何積蓄資財，但從兄弟倆因張敬修病故而返回番禺隔山鄉（今屬廣州海珠區）后的生活大致可以看出：居廉在莞期間積蓄的資財遠遠多于居巢。居廉在《十香圖》冊序言中說：“兄（指居巢）侍宦粵西（指跟隨張敬修至廣西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二十二年始歸故里，而花田舊廬，亦毀于兵燹（xiǎn）。乃蹴居會城之北，一室獨處，寂然寡歡。”相比之下，居廉則在隔山修筑了一座專供自己作畫和授徒的“十香園”（又名“隔山草堂”），園內“太湖石、臘石及奇花異草，錯置其中”，內設“嘯月琴館”和“紫梨花館”，分別用于作畫和授徒。“館內畫室，師設畫案，案上放置大玻璃罩，罩內滿蓄種種草蟲。”由此可見，二居雖同為張氏門下清客，而居廉明顯比居巢更習于人情世故，周旋于種種人中，或是通過張氏贈予、或是通過談畫論藝、或是通過應邀受托，總之是利用各種機會賺到了不少銀子，顯然比堂兄居巢更為適應近代商業社會的發展趨勢。這從他回番禺后大量授徒（“最多時一天竟坐數圍臺”），廣泛接受社會訂單即可明確推斷：“每逢月初，他便由隔山到河北（珠江以北）一次，拜訪友好，順道往大新街雙門底各接件處收件。求畫者常把索畫之題材要求及潤資放于各接件處，居廉由學生陪同取回后，當月便可交件。”（朱萬章）
應該說，居廉的商業運作思維并不是回番禺后才產生的，而是與他在東莞期間的生活有某種內在的聯系。況且，商業文明覺醒較早本身也是嶺南文化的內核之一，居廉生于斯長于斯，受其熏染亦屬常情。從這里既可看出居廉與作為典型文人的居巢在個性上的重大差異，也說明了居廉畫作廣布嶺南、江西、湖南、福建，實際上與他的商業化運作模式有直接的關系。相比之下，居巢作畫本就不多，既不出售亦不授徒，因而大大限制了其繪畫藝術可能波及的范圍。據稱，其畫作只在廣州、東莞地區較為集中。
最后來說一說“文武商”三副面孔在可園的奇妙疊合。很顯然，“文武商”三副面孔在可園并不是獨立存在、彼此分割的，而是以中國傳統文化和嶺南地方文化為底色，相互渲染和融合，構成了可園之于嶺南特有的藝林景致和文化象征。簡而言之，“文武商”三副面孔相互渲染和融合的方式主要表現為——以武養文、以文滋文和以文促商。
張敬修以武立身，熱心功名，但這并不影響他“性耽風雅”而自筑園林，舉山河大地“私而有之”，也不影響他廣交詩書畫名流，彼此唱和酬酢，甚至也學那陶潛，將“未荒黃菊徑，權作赤松鄉”（可園早期對聯），正所謂“軍旅之余，不忘風雅”（張秉煌《可園遺稿·跋》）。更重要的是，在以出仕為人生最優選擇的封建時代，張敬修之所以能夠在可園召聚大批文人才俊，除了他“雄于財”（楊寶霖）且疏于財之外，更與其頂戴花翎所釋放的文化信息有微妙的關系。文人依附權貴并渴求因權貴而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常規邏輯。居廉在廣西與張敬修死守危城，讓張敬修感嘆“不圖臨難，僅得古泉（居廉）一人，真肝膽交也”。因而“每晤袍澤，必盛譽古泉，諸將莫不敬禮之，畫名由是大噪”。（符翕《居古泉先生六秩壽序》）由是可見，張敬修雖是武將出身，但其不算太顯赫的官位所釋放的文化信息卻足以成就居廉的一代畫名，這是憑借無論多么雄厚的資財都無法實現的。回到東莞后，張氏雄厚的家財和可園優雅的環境，更為二居的藝術成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們似乎已在亂世之中找到了庇護之所，衣食之源，為其藝術才華的施展找到了一個更高層次的平臺。”（黃澤森）
（居廉當年在廣州隔山的舊居“十香園”）
張敬修雖然熱心功名，但他的風雅個性不但使他在可園中長期容留厚待二居使其鉆研畫藝，而且還同來自浙江、廣西和湖南的文人畫師縱情詩酒，耳濡目染之下，自身畫藝也得以精進。嶺南畫派創始人之一的陳樹人（1884－1948，號葭外漁子）曾評價他說：“（德甫）善畫梅蘭，筆力雄健，逸品也。”其曾侄孫張秉煌也說：“（先曾叔祖方伯公）喜畫蘭梅，涉筆成趣。”其中或許不無溢美之詞，但起碼可以看到，與文人畫師的交往多少也使張敬修受到了一些感染和熏陶，使這位縱殺疆場的武將更少一點殺伐之氣，更多一點“幽暢”之懷，而且客觀上也將可園變成了當時莞邑乃至嶺南的人文薈萃之地。詩人張維屏（1780－1859，字子樹）、陳良玉（1814－1881，子郎山）、鄭獻甫（1801－1872，別字小谷）、何仁山（字梅士）等都曾在可園賦詩吟嘯，可謂當時莞邑文壇之盛事，其歷史意義不容低估。
可園主人張敬修銅像
可園風采
“圣王何人法何物，仰天一笑聲吃吃，鳳凰不與凡鳥同，撒手成仙亦成佛。成功自我不自居，歸來安步以當車，可園水榭日高臥，斗酒百篇聊自娛……”這首七古詩，乃莞籍少將何振為張孟榮、張伯和這兩個“東莞仔”而作。
張孟榮、張伯和是堂兄弟，東莞附城博廈鄉望族、可園主人張敬修之后。辛亥革命勝利前夕，張氏兄弟奉命北上執行暗殺任務，歸途中張伯和因舊病復發，英年早逝。民國成立后，張孟榮解甲歸田、賦詩作酒，十年之后因病去世。
人物檔案
張孟榮 (1885年至1920年)，東莞附城博廈鄉望族、可園主人張敬修之后。畢業于東莞縣官立高等小學堂、東莞師范學堂。曾被派往北平刺殺清朝要員，辛亥革命后解甲歸田，閉門讀書，飲酒賦詩，卒于1920年。
張伯和(1888年至1912年)，張孟榮之堂弟，同樣畢業于東莞縣官立高等小學堂、東莞師范學堂，經歷和張孟榮相仿。1911年在進京執行刺殺任務的回程中舊病復發，次年去世，年僅25歲。
報道顧問：
市政協教科文衛體和文史委員會
【莞邑求學】
接受進步思想洗禮
可園位于東莞市莞城街道博廈社區附近，前人贊之“可羨人間福地，園夸天上仙宮”，為清代廣東四大名園之一，也是嶺南園林的代表作。始建于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乃莞城人張敬修所建，此人以捐錢得官，官至廣西按察，后被免職回鄉，便修建可園。而張孟榮、張伯和，則是張敬修的曾孫。
張孟榮和張伯和是堂兄弟，前者生于1885年，后者生于1888年。兩人自幼在可園長大，情深義厚，思想、興趣頗為一致。孩童時代，兩人進入莞城入旨亭街張子靜和駱冕廷開辦的私塾中讀書。當時，中華民族苦難深重，張駱兩位老師除教授四書五經外，還給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這在當時的東莞頗為難得。
在東莞師范學堂（今東莞中學）就讀時，張氏兄弟師從張伯楨等海歸派教員，進一步接受進步思想的洗禮。他們和莫紀彭、黃俠毅等人為同窗好友，莫、黃一干人等常從各方渠道搜集《革命軍》、《猛回頭》、《警世鐘》等革命進步書籍來讀，張氏兄弟“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也有了相同的革命主張。
【可園密會】
加入革命團體同盟會
隨著革命潮流的暗涌，莞邑中學生多組建革命小集團，張氏昆仲與莫紀彭、李文甫、林直勉、黃俠毅等秘密結社，開辦“振武神社”。小組每開秘密會議，多到張孟榮、張伯和的住處——可園。
可園為當時城中名園，外圍皆水，內則樓臺水榭俱全，非張族人氏難以進入，是一處難得的密會之地。
可園建于1850年。160年后再看此園，雖然面積已由原來的5.5畝擴大到30畝，但記者走訪時看到，園中亭臺樓閣，堂館軒榭，古風仍然撲面而來。全園共有一樓、六閣、五亭、六臺、五池、三橋、十九廳、十五房，布局如同諸葛孔明的“八卦陣”，稍不留神就要迷失路徑。漫步園中暗自揣測，仿佛能感受到當年這些熱血青年密會時的激動心情。
1908年，以“振武神社”為班底，眾多革命同仁在可園創辦了“醒天夢劇社”，多排練歷史劇目，常到到東莞各鎮乃至省城演出有關熊飛、張家玉的歷史劇，借古諷今，宣揚革命。
1909年，孫中山委托黃魯逸邀請“醒天夢劇社”赴香港演出，此后數日，張氏兄弟遂經莫紀彭介紹加入了同盟會。
【舍身籌款】
為籌措經費巧施“苦肉計”
1908年，廣東新軍起義失敗，孫中山委托胡漢民和黃克強到香港組織南方支部。當時不僅缺人，且缺經費，“醒天夢劇社” 成員紛紛慷慨解囊，其中以張氏兄弟為甚。為了籌措更多的經費供同盟會組建分支，兄弟倆不惜演出一出“苦肉計”。
他們佯裝乘船進廣州，卻躲進綠林大盜李福林占領的地盤里。李福林人稱“李燈筒”，是當時東莞一支有志于革命的武裝力量。張氏兄弟遭到“綁架”，李派人給張父送去一只血淋淋耳朵和手指，聲稱若不交贖金便“撕票”。張家不知道耳朵和手指是一替死鬼的，被嚇得大驚失色，于是立馬交出白銀3000兩，將兩兄弟贖回。
張氏兄弟立馬將3000大洋帶去香港給胡漢民，依靠這筆錢財，胡得以購買槍械。正是依靠這批軍火，革命黨人才在1911年3月29日的廣州起義中立下奇功。
【解甲歸田】
張氏兄弟英年早逝
黃花崗起義失敗后，同盟會在香港組織暗殺團，安排一批義士北上暗殺清政府高級官僚。在抽簽選“刺客”時，張孟榮抽到中簽，要攜帶炸藥進京暗殺。此時的張伯和大病初愈，雖然身體剛剛康復，卻執意要和兄長一起進京。
當他們輾轉來到上海時，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兩人大為興奮，決意在上海停留一段時間，以觀時局。是年冬天，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清政府被迅速瓦解，暗殺任務擱淺，兩人奉命返回廣州。因舟車勞頓，張伯和在歸途中舊病復發，強撐回莞后仍醫治無效，年方25歲就英年早逝。
同年11月8日，廣東省宣布獨立，同盟會人自是加官晉爵：胡漢民當選廣東都督，黃俠毅就任東莞縣第一任縣長，唯獨張孟榮卻反其道而行之——馬放南山，解甲歸田。看著昔日同僚皆紛紛身居高位，同為同盟會元老的張孟榮選擇過閉門讀書、飲酒賦詩的日子。
莞籍少將何振曾作懷張孟榮七古一章，描述了張隱退后的這段生活：成功自我不自居，歸來安步以當車，可園水榭日高臥，斗酒百篇聊自娛……1920年，張孟榮因病去世，年僅35歲。
■點評
張氏兄弟傳承“忠義之鄉”遺風
從張氏兄弟舍身籌款，到林直勉“毀家報國”，無不承傳了東莞為“忠義之鄉”的一脈遺風。
作為嶺南近代著名園林建筑，可園已為莞人熟知。但作為可園主人的張敬修，可能不為人所知。他以軍功起家，以清王朝為正統，參與平叛太平天國初期起義，可謂“忠義之臣”。張氏后人，承其祖訓，每于氣運交結之際，挺身而出，為國家效力。張孟榮、張伯和、張廣業乃其杰出者。張氏后人凜然之正氣，至今而為莞人稱賞。
可園不僅是嶺南近代花鳥畫策源地，更是東莞人愛國精神的縮影。
——東莞市政協教科文衛體和文史委員會主任 李炳球
原載于《東莞日報》2011年9月29日 A07版東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