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5-01-09 09:39:42作者:佚名
西所,是上海外國語大學英文縮寫的中文發音。 “西索文明史論壇”是上外全球文明史研究所(2018年3月正式成立)主辦的系列公共學術活動。以工作坊、講座等形式邀請國內外從事古今歷史、語言、文字學、文學等領域的人士,國內外哲學、考古、藝術、工藝、技術等領域的專家蒞臨。學校舉辦講座和交流活動。
“全球文明史”是一個相對較新的術語。該主題屬于歷史。它跨越古今,地理范圍覆蓋全世界。然而,它不能簡單地等同于世界歷史。因為中國也是世界的一員,特別是當中國學者進行的研究中,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過去一般稱為“中外關系史”)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的一個組成部分。標題。因此,將中國視角下的全球文明史視為世界史與中國史的特殊結合,也許是一種簡單而又普遍恰當的表述。至于文明史的對象、任務、方法,眾說紛壇,非三言兩語所能涵蓋。不過,這也是其理念的開放性和廣闊的發展空間的體現。
有幸的是,首場活動邀請了高田時夫(京都大學/復旦大學)、沉偉榮(清華大學)、高峰峰(北京大學)、白玉棟(蘭州大學)四位教授,并特別邀請了吳玉貴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社會科學/復旦大學)和賴國龍教授(佛羅里達大學)擔任客座審稿人。四位在各自領域從事前沿研究的學者,發表了關于法國漢學、美國藏學、近東考古學和圣經研究、中國與周邊朝代、民族語言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宏論。這是文明史的開放綜合。性研究提供了具體的例子:考古發現與文獻查閱、思想文化闡釋、宗教研究基本方法與多維視角之間的張力、跨文化長期文化交流的語言考察等。
首屆“思索文明史論壇”于2018年5月19日舉辦,本次活動得到了上外、科研處等部門的大力支持,謹致謝意。現利用《上海書評》的寶貴版面,將四位先生講話的編輯稿刊登出來。
(王丁,2018年8月)
首屆“思索文明歷史論壇”現場
2018年5月19日,作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系列公共學術活動之一國龍國際教育學院,“西索文明史研討會”召開了四人會議。在王鼎教授的帶領下,高田時夫、沉偉榮、高峰、白玉東四位教授受邀討論文明史、中國史和跨文明交流三大方面的代表性問題和學術史評價。外國、中原、邊疆。進行公開討論。同時,復旦大學教授吳玉貴、佛羅里達大學副教授賴國龍擔任文明史講習班四人報告審稿人,對議題進行提問和拓展。四位教授討論。
首先發言的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高田時夫先生。他首先表示,在這次四人談話中,他要進行一次隨意的談話,而不是紙質演講,然后他向大家分享了法國漢學和一系列中國僧人西域游記。法國漢學對于歐洲漢學的重要性,可以用雷木沙1814年11月26日就任法蘭西學院漢學教授時所說的話來概括:“簡單地說,歐洲對中國文學的第一個承認應該是這要歸功于我們的傳教士,甚至可以說是法國的功勞。”
高田時夫先生從歐洲漢籍的發現到歐洲漢學的形成,講述了法國漢學興起的歷史背景。他還借助了蒙田、雷穆薩、夏萬、于連、伯希和等人的幫助。相關事件形成了法國漢學的發展軌跡。
對于全歐洲漢學家一致認為求法之旅最重要的著作《大唐西域》,高田時夫解釋了為什么這本書沒有先在法國翻譯。他說,翻譯的困難來自于獲得原著的困難,這就是為什么這本書首先由俄羅斯人瓦西里耶夫翻譯成歐洲語言——俄羅斯有幸每十年向中國派遣東正教使團一次,并且獲得中文文件后有一個優勢。
在這場閑聊的最后,高田時夫分享了法國漢學重要人物伯希和在莫高窟意外發現惠超的《天竺五國傳》的神奇故事。這引發了在場學者們對伯希和的興趣。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與此同時,吳玉桂向高田時夫詢問了為什么日本沒有人去過天竺的問題,高田時夫也回答了。
伯希和在莫高窟
清華大學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沉偉榮向與會學者分享了文字學、東方學和美國藏學等方面的知識。
他以對他影響深遠的《香格里拉的囚徒》一書為引言,開始討論美國藏學。沉偉榮說,他最初之所以讀《香格里拉的囚徒》,是因為他很好奇為什么外國人對西藏如此感興趣。讀完這本書和其他相關研究后,他覺得外國對西藏的迷戀來自于《西藏的生死》。 《The Book》等書籍,以及西方時尚和媒體對東方神秘文化的構建,唐納德·洛佩茲讓他意識到西方人比中國人更有能力批判性地解讀東方主義。
沉偉榮通過克里斯汀·魏德邁爾對《香格里拉的囚徒》的書評,澄清了羅伯特·瑟曼、杰弗里·霍普金斯、克里斯汀·魏德邁爾、唐納德·洛佩茲等美國藏學研究的重要學者。他們之間的關系和沖突。對于美國大學的藏學教育,沉偉榮還分析了當前宗教與學術、神學與比較宗教之間的爭議。
《香格里拉的囚徒》封面
沉偉榮在分享最后總結道:“盡管以考據文獻學嚴格的學術標準來衡量,美國的藏學研究,特別是藏傳佛教的研究,與印藏佛教文獻學的研究還有很大差距。在歐洲和日本。差異很大,距離很遠,但其中的突出成果可能具有將中國文學的嚴謹性與哲學的智慧結合起來、將普學與理學更好地結合起來、具有更強的時代感和實踐性的特點。意義。”
車間現場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系主任高峰接著發言。他說,他最近的興趣是19世紀的圣經考古學。古代遺跡的考古發現給傳統的圣經考證帶來了巨大的變化。
高峰教授首先向大家展示了大英博物館美索不達米亞大廳入口處的兩位亞述看門神的照片。這兩尊雕像是英國萊亞德在伊拉克北部尼姆魯德(Nimrud)挖掘的。巨像以及他出土的一系列楔形文字板,為楔形文字的破譯提供了物質參考。喬治·史密斯從泥板中解讀出與《圣經》中諾亞洪水事件非常相似的情節。而這也直接影響了亞述學學科的建立。
大英博物館美索不達米亞區入口處的兩名亞述守門人
高峰接著提到,亞述學學科建立的關鍵人物德里奇曾發表過三場著名演講,向公眾普及亞述文化。講話引起軒然大波,高峰表示,只有有爭議的事件才能暴露根本矛盾。這是他分享這一系列演講的出發點。這三場演講展現了戴利奇對巴比倫文明態度從熱衷巴比倫文明到推崇巴比倫文明、貶低希伯來文化的轉變過程。到了1904年的第三次演講,德里奇甚至直言耶穌的思想不符合猶太人的傳統思維,認為耶穌不是猶太人,而是巴比倫人的后裔。由此引發的巴比倫與希伯來戰爭,不僅是亞述學與傳統圣經學術之間的爭論,而且助長了貶低舊約、反對基督教的文化思潮。
弗里德里希·德里奇(Friedrich Delitzsch),《巴別塔與圣經》:關于亞述學研究對宗教的意義的三場講座,體現了最重要的批評和作者的答復,學者的選擇
高峰還提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很多人從殖民主義的角度批評萊亞德的考古發掘,認為此類考古發現帶有帝國主義色彩。針對這一現象,賴國龍表示,我們現在的很多認識或多或少都是基于當時殖民主義的研究成果,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和內化。當時激烈的學術爭論促進了學術研究。進步。沉偉榮也同意這一觀點,認為他們的學術貢獻不能因為帝國主義而被否定或抹殺。
最后一位發言的是蘭州大學教授白玉棟,介紹了北方民族與漢民族語言文化交融的歷史過程。作為背景,白玉棟首先分別介紹了東夷、南滿、西戎、北地的文化圈或語系,然后講解了突厥語、蒙古語、通古斯語的演變與中原語言推進的對應關系。平原王朝。白玉棟認為,北方民族與中原中國的接觸與融合,構成了中國歷史的核心力量之一,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車間現場
白玉棟通過《卻特欽銘文》、《屯裕固銘文》、《回鶻莫延楚銘文》等著名碑文,概述了唐代北方草原胡語和漢文碑文及其研究現狀。他坦言,國際上對突厥符文銘文的研究已有數百年的歷史,但國內研究卻遠遠落后,國內能解讀婆羅米文、粟特文銘文的學者更是少之又少。作為國內為數不多的能夠直接解讀突厥文、回鶻文、蒙古文文獻的研究者之一國龍國際教育學院,白玉棟向在座學者介紹了突厥文銘文、葉尼塞銘文、敦煌經洞出土的回鶻文文獻以及蒙古文。在這些音譯或借用詞中,在場學者對維吾爾族合同文件中的bax??(醫生)一詞表現出了興趣,并詢問了bax??這里“醫生”的詞源,以及這里的“醫生”作為bax??的含義是否是符合現代漢語“醫生”的含義。白玉棟回應稱,bax??大多源自漢語,“醫生”的含義更多源自當時“茶醫生”、“針醫生”等詞語中的“醫生”。
最后網校頭條,白玉棟表示,在中國歷史研究領域,北方民族史是不可或缺的。北方各族人民與中原中華的接觸與交往綿延了數千年。歷史經驗給我們反饋:“美麗的人應該欣賞自己的美,分享美,世界就會團結”,才是民族和諧發展之道。我們的歷史和語言研究應該為和諧共生的多民族社會錦上添花。這一結論也得到了與會學者的認可。
本次“希索文明史工作坊·2018年四人座談會”于19日晚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