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勝大咖）太極駕到，遇見陳序經——陳序經先生
更新時間：2024-05-01 20:47:49作者：佚名
陳緒經先生（1903-1967）
編者注
今年是著名學者、教育家陳緒經先生（1903-1967）誕辰120周年。 陳緒經先生不僅是南開大學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他曾在南開大學擔任過多個重要職務，長期被張伯苓先生依賴為“左膀右臂”。 陳緒經先生也是南開大學杰出的社會學先驅，也是民國時期唯一任職多年的人。 著名社會學家，在南開從事社會學教學和研究，尤以文化研究聞名。
陳緒靜，出生于廣東省文昌縣清瀾港窯島村（現屬海南省）。 1922年考入上海滬江大學生物系，1925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同年留學美國，進入伊利諾伊大學研究生院。 。 主修政治學和社會學。 1927年獲政治學博士學位。1928年春回國，任嶺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1929年夏，陳緒靜赴德國留學。 他在柏林大學學習政治學、主權理論和社會學，后在德國基爾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學習。 因父親病重，1931年5月回國，繼續(xù)在嶺南大學社會學系任教，開設《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問題》、《東南亞古代史》等課程。 ”。
1934年8月，陳緒經受南開大學邀請，擔任南開經濟學院研究教授，策劃并主持“工業(yè)發(fā)展對社會影響的調查”。 由于陳旭靜等人的加入，南開經濟研究所的研究范圍從經濟方面擴展到政治、社會方面。 1937年“七七事變”后，陳緒京參與籌辦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1938年4月，陳緒經任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 他是當時西南聯大最年輕的院長。 仍兼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 1944年6月，陳旭受教育部派遣，邀請赴美國講學、研究一年。 抗戰(zhàn)勝利后，陳緒京在南開大學身兼三項重要職務：南開大學教務長、政治經濟學院院長、經濟研究所所長，并一度兼任系主任政治學。
1948年8月，被嶺南大學董事會任命為嶺南大學校長。 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并入中山大學。 任命陳旭晶為合并籌備委員會副主任。 后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1956年被評為一級教授，任中山大學副校長。 1962年，暨南大學在廣州恢復辦學，陳緒經兼任校長。 學術上，新中國成立后，陳緒靖致力于古代東南亞史和少數民族史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1964年8月，陳緒京調任南開大學副校長。 不幸的是，他于1967年2月16日因心臟病去世。
值此陳緒靜先生誕辰120周年暨南開大學社會學學院正式成立之際，《文化名人與百年南開》欄目特邀社會學系劉吉林教授撰寫了《文化名人與百年南開》欄目。文章《開創(chuàng)文化研究的南開社會學先驅——紀念陳緒靜先生》（2023年12月15日《南開大學報》發(fā)表），緬懷這位南開社會學先驅。
開創(chuàng)文化研究先河的南開社會學先驅
——紀念陳旭靖先生
□ 劉吉林
陳緒靜先生一生從事高等教育工作鄉(xiāng)村社會學，曾在多所大學工作，兼顧行政、教學和研究。 但他與南開大學的淵源最深，任職時間最長，長達17年。 從專業(yè)上來說，陳緒靜先生也是南開大學社會學史上的一位特殊的關鍵人物。 民國時期，南開大學雖然沒有社會學系，也沒有社會學專業(yè)，但陳緒靜憑借社會學班深厚的學術底蘊，始終在學校從事社會學教學和研究，播撒社會學的種子。 例如，陳緒經1934年進入南開大學后，立即在商學院開設了社會學、農村社會學等課程； 在西南聯大期間，陳緒靜盡管行政工作繁忙，仍活躍在教學第一線，每年為社會學系開設課程。 政治學系開設“社會學原理”、“文化”與“華僑問題”、“主權論”、“現代政治學”； 抗戰(zhàn)恢復后，擔負學校重要職責的陳緒靜仍為政治學系和經濟系開設了以文化問題為主的“社會學”課程。 除教學外，陳緒靜還出版了多部社會理論、中西文化、人物、鄉(xiāng)村建設等有影響的著作。 他成為當時社會學界的著名人物和學術界代表南開的聲音。 值得指出的是，陳旭靖也是當時南開大學唯一的社會學家。 他可以說是南開大學社會學史教學和研究的開拓者和開拓者。
陳緒經學識淵博，通曉中西學，一生刻苦努力，著述頗豐，在社會學、政治學、教育學、文化、民族學、古代東南亞史、少數民族史等方面都有重要著作。 出版著作方面，社會學方面，有《順德繅絲業(yè)調查報告》、《鄉(xiāng)村建設運動》、《丹人研究》、《社會學的起源》等； 在文化研究方面，有《中華文化的出路》、《東西方文化觀》、《文化概覽》等。在民族學和歷史方面，有《暹羅與中國》、《南洋》等。與中國》、《越南問題》，教育方面有《大學教育論文集》，政治學方面有他的博士論文《現代主權》等。
20世紀30年代，陳緒靜、方先廷、林崇真、丁霽等南開大學教授在香港青山合影
然而，民國時期，陳緒經最大的學術影響是他對中西文化問題和文化研究的研究。
由于特殊的生活背景和經歷，陳緒靜很早就對文化問題產生了興趣，并一直是他研究工作的重點。 在中西文化問題上，陳緒京發(fā)起并積極參與了1934年的廣州文化論戰(zhàn)、1935年的全國中西文化論戰(zhàn)、1941年的洋務問題論戰(zhàn)，留下了一批觀點鮮明的論戰(zhàn)文本。 1934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并在《嶺南學報》上發(fā)表了《東西方文化觀》、《南北文化觀》等長篇學術論文。學習”。 與此同時，他還致力于創(chuàng)建一門新學科——文化研究。 1940年代初，陳緒靜在艱難的環(huán)境下終于完成了一部長達兩百萬字的、具有開創(chuàng)性、系統性的文化研究巨著：《文化理論叢書》。
抗戰(zhàn)時期南開大學南遷時陳緒靜與丁洪范、方憲庭、劉無忌合影
抗戰(zhàn)時期南開大學南遷時陳緒靜與丁紅帆、方先霆合影
事實上，在抗戰(zhàn)爆發(fā)之前，陳緒靜的主要研究工作并不是文化問題。 用陳緒靜自己的話說：“不過，主要研究工作是主權概念，其次是我在南開經濟研究院的規(guī)劃下的產業(yè)發(fā)展的社會影響。 影響的調查工作再次成為文化問題的研究。”然而，抗戰(zhàn)爆發(fā)后的戰(zhàn)亂環(huán)境，讓陳緒經難以開展前兩項任務，于是他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了文化問題上。首先，從1938年下半年開始，法商學院社會學系開設了“文化研究”選修課，抗戰(zhàn)期間，陳緒靜忙于行政工作。直到1940年秋，他才真正開始寫《文化理論叢書》，據陳緒靜自傳，從1940年秋到1942年秋，他一共寫了《文化理論叢書》。兩年多30萬字，“幾乎都是天亮前寫的。”由于進度緩慢，陳緒靜決定集中精力，加快進度，“努力在四點半之間起床工作。”每天凌晨四點三十分。”直到1945年，陳緒靜終于完成了20卷的《文化理論叢書》的寫作，具體內容包括：《文化研究概述》（4冊）、《東方文化透視》（1冊） 《中國文化觀》（1冊）、《西方文化觀》（2冊）、《美國文化觀》（1冊）、《東西方文化觀》（6冊）、《中國的西化》 《南北文化觀》（2冊）、《南北文化觀》（3冊）。
陳緒經《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化研究概論》
二十卷本的《文化理論叢書》共八個主題，內容廣泛，但作品的整體主次、順序邏輯和性質十分清晰：從文化理論到東方文化發(fā)展交流的歷史和現實。并根據自己的文化理論提出了自己明確的現實文化發(fā)展主張。 具體而言，在中西文化觀、南北文化觀方面，以文化演進觀、文化層次論、文化重心論、文化交流的一致性和諧原則為基礎，它展示了不同時代東西方文化和南北文化在宗教、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差異。 以現代經濟文化和道德文化為核心的共同歸宿。
《文化理論叢書》完成后，張伯苓專門寫信給商務印書館負責人王云武，介紹其出版情況。 信中稱贊該書是“中國人十年來對這一問題的概括性回顧，這在當今學術界是罕見的”。 “偉大的工作”。
1948年，陳緒京在南開大學與何濂校長等合影。
1947年，商務印書館率先出版了《文化理論叢書》的理論部分《文化概述》。 本書出版后反響熱烈，好評如潮。 例如，人類學家岑家午指出，《文化研究叢書》是一部巨著，是“近年來國內學術界所見的唯一一部”，是“一部不朽的杰作”。 從學科建設的角度，他高度肯定了《文化研究概論》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如果中國的文化研究未來能取得多大成就，陳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將是不可磨滅的。” 程靖宇的長篇書評高度肯定了陳書的學術性、學術貢獻和當代意義。 指出鄉(xiāng)村社會學，該書“被廣泛引用，整合了中國、德國、英國、法國、美國著作的數百個章節(jié)，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出版的杰作”。 ...整合中西各種語言學者的著作，從古籍到近代新書，包括希臘語、拉丁語、漢語、英語、德語和法語。 太奇妙了。 同時，隨時展現陳先生自己的文化視角就顯得尤為有價值。” 即使我們今天再看《文化研究概述》，我們仍然能感受到這部著作的明顯特點：一是視野開闊，學術性強。 國內社會學界在談論文化問題時，普遍借鑒英美等西方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成果。 此外，陳緒經在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等學科也頗有建樹。 他涉足其中，引用了數百本英、德、法相關著作，對每一個思想和學說都進行了詳細的梳理和評論。 這與陳緒靜個人的學術背景和學術素質密不可分：陳緒靜主修生物學、社會學、政治學。 他還在國外學習德語和法語，掌握了英語、德語、法語和拉丁語四種語言。 另外，一直注重尋找文化信息，所以我們取得了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成果。 二是整合各流派，觀點明確，形成自成體系。 《文化概論》持有明確的文化進步觀，主張在文化的基礎上建立生物學、地理學、心理學、社會乃至文化本身的綜合基礎理論，以及宗教、政治、經濟、倫理的四層理論。在文化層面。 以及宗教、政治、經濟、倫理四中心文化理論，是綜合前人研究的成果。 他對一些有爭議的觀點有自己明確的看法，如強調文化模仿和創(chuàng)造中的模仿因素； 強調個性和個人主義因素在個人與社會關系中的表達。 他根據文化交流的原則，提出了自己的一致性與和諧論。 而這些思想觀點在《文化概覽》的內在邏輯上是一致的，而且顯然是一致的。 因此，陳緒靜說：“我的二十卷本《文化理論叢書》是通過文化的共同的、根本的概念來討論東西方文化、南北文化的問題，它是一個自成體系的。” （陳緒靜：《我如何研究文化》研究——后記《文化理論叢書》）。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陳緒經的文化研究對學科具有不可忽視的重大意義和特殊貢獻。
陳緒靜、陳寅恪、蔣立夫20世紀50年代照片
清末以來，西方勢力東侵，西學東傳，中國人開始討論和比較中西文化的優(yōu)劣。 然而，直到五四運動之前，中國人的討論大多局限于羅列文化現象、劃分中西文化的優(yōu)劣。 直覺判斷很少涉及對文化本身本質的進一步思考。 五四運動以后，隨著中國人對西方文化人類學、文化社會學的傳播和翻譯的認識逐漸加深，他們對文化問題的知識視野也大大拓展。 例如，孫文文在1920年代中后期發(fā)表了《社會學中的文化理論》《文化與社會》等著作，對英美社會學文化問題研究做了一個較為簡要、清晰的學術史。和人類學。 。 遺憾的是，孫文文的工作僅限于對理論的初步介紹，而沒有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 這也是國內社會學學科制度化初期的普遍現象。 為此，1929年，陳緒經首先撰寫了《東西方文化觀》一文，從文化演進、文化整體論、文化一致性與和諧等文化理論出發(fā)，進而提出了他的洋務化的具體主張。 它體現了較為鮮明的理論特色，可以說是非凡的。
1942年貝語網校，陳緒京任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時，與社會學系全體1942級學生合影。
20世紀30年代全國性的中西文化大論戰(zhàn)，加劇了中國人民對文化問題的討論。 一些學者，如陳緒經、黃文山、陳高淼、胡建民等，高瞻遠矚，開始主張創(chuàng)立新學科。 - 文化。 探索文化本身的學術理論，為實際的文化整合、轉型和建設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 黃文山早在1931年就在北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講授文化研究，后來于1934年發(fā)表《文化研究的建筑路線》一文，主張建立一門客觀的科學——文化研究。 與此同時，陳緒靜也在醞釀“文化研究”的學科建設。 他于1928年在報告廳和演講中首次提出“文化研究”一詞。1938年起，西南聯大社會學系也開設了“文化研究”課程。 “學”課程。 最初準備開設這門課程時，同事建議課程名稱應為“中國文化問題”或“東西方文化問題”、“文化問題”。 但陳緒靜想討論文化本身和一些根本問題，堅持將課程命名為“文化問題”。 “學習”共舉辦六次。 課堂講授和討論促進了陳緒靜對文化問題的深入思考，最終完成了《文化理論叢書》這部巨著。 1947年出版的《文化研究綜述》是我國第一部以“文化研究”為名的實體專著。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陳緒經、黃文山等人建立“文化研究”學科的努力，在國際學術界是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舉。
陳緒經手跡：富足的生命只有在死亡中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總是來自苦難（座右銘）
“文化學”一詞在西方有著悠久的歷史。 德文“文化學”一詞Kulturwissenschaft最早由德國學者佩戈西安于1838年在其《權力與生產法則》一書中提出。但佩伽索斯·顧軒的文化研究偏向于國民教育的提高，具有明顯的局限性。 在英文中，它首先由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提出，被稱為“文化科學”。 后來，有人主張使用文化學這個詞。 然而，在西方學術界，雖然一直提到文化研究，但長期以來沒有學者真正構建基于文化本身的性質和原理的文化研究，學科的合法性始終受到質疑。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新進化論代表人物懷特在1949年出版了《文化科學》一書，他提到自己在1939年首次使用“文化科學”一詞。本書雖然標題是《文化研究》，但篇幅卻很短，只是從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出發(fā)，強調了不同于心理現象、社會現象的文化現象的重要性。 “文化科學”應該是“文化研究”。 沒有進一步討論文化研究本身。
眾所周知，中國近代學科的制度建設是西學東漸的結果。 “文化研究”一詞雖然來自西方，但在理論和教學上確實力圖將其建設成一門系統完??整的學科并著書立說。 發(fā)表了大量著作的中國學者有陳緒經、黃文山等。 這種中國學者超前意識和辛勤努力的成果，正是民族危機時代中國學者追求民族復興和學術獨立的“文化自覺”。 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緒經不僅在中國社會學史上和中國現代學術發(fā)展史上留下了耀眼的印記，而且在世界學術史上也留下了耀眼的印記。
陳旭靖手跡：努力拼搏（陳旭經常以此來勉勵自己、兒女和學生）
回顧了《文化理論叢書》20卷，不言而喻，里面有很多值得討論的東西。 比如，他的文化基礎、文化層次、重心綜合理論，并沒有提出與前人完全不同的新視角； 他的文化交流的一致性與和諧論完全忽視了劣等文化中的“優(yōu)勝劣汰”。 但缺點并不能掩蓋優(yōu)點。 綜觀陳緒經的《文化理論叢書》，其目的是嘗試建立“文化研究”學科，探索文化發(fā)展和文化融合的原理，指出現代文化的發(fā)展方向，探討文化研究的發(fā)展路徑。中國文化。 其本質是期待“東方文化的復興”。
1966年11月，時任南開大學副校長的他與妻子黃素芬、兒媳婦、女兒、孫子在天津合影（這是陳緒靜生前的最后一張照片）
南開時期的陳緒靖，除了文化研究外，還以對丹人、鄉(xiāng)村建設、中國與東南亞關系的研究而受到關注，包括《丹人研究》、《鄉(xiāng)村建設運動》、《暹羅與中國》等書出版。 其中，陳緒經對丹人特殊下層群體的研究也具有開創(chuàng)性。 陳緒靜將豐富的歷史文獻與自己在廣州的實地考察相結合，洗刷了人們對這個群體的種種污名，恢復了這個群體的本來面目，積極爭取生存權和發(fā)展權。 對于當時影響廣泛的鄉(xiāng)村建設運動，陳緒靜梳理了鄉(xiāng)村建設的歷史，總結了鄉(xiāng)村建設的模式，從較為消極的方面對鄉(xiāng)村建設的實踐進行了猛烈的批判。 指出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實際上培養(yǎng)了一批“生活在鄉(xiāng)村建設中的新階層”，并堅持鄉(xiāng)村建設要以工業(yè)化為基礎，從城市起步。 陳緒靜的批評在當時也引起了強烈反響，引發(fā)了眾多鄉(xiāng)村建設者的響應。 不過，幾乎所有回應者都承認，陳緒靜的批評有道理，有利于鄉(xiāng)村建設事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 在東南亞問題上，陳緒靜主要從海外華人的發(fā)展和貢獻出發(fā)，分析了東南亞排華的歷史和根源，警告暹羅（泰國）排華的錯誤，也希望泰國政府不要再犯反華行為。中國政府將反思在東南亞華僑問題上的政策。 陳緒經的這些研究雖然屬于不同領域，但其研究的基本概念與他的文化研究思想有著內在的聯系。
緬懷南開大學社會學圣人陳緒靜先生，欣賞他深厚的中西學識、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研究風格、廣闊的視野和多領域研究的融合能力。 ，他對研究對象新課題的開拓性視野，以及他的學術觀點。 對學科有獨特的獨立見解，開創(chuàng)新學科的學術勇氣和學術獨立意識，堅持個體發(fā)展、崇尚自由平等精神的人文情操。 如何延續(xù)南開社會學研究的優(yōu)良傳統，開拓新時代的南開社會？ 新的學習境界并非沒有有益的啟示。
南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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