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4-07-01 20:19:04作者:佚名
刊登于2024年7月1日《中國新聞周刊》第1146期
“招過我們學生的企業都覺得他們很好,幾乎100%都愿意再次招用我們學生。”連飛說。
連飛是南京工業大學招生就業處處長。臨近畢業季,他和同事們組織了兩次大型招聘會。兩年來,他明顯感覺到一個變化:企業主動找上門來,希望招收第一批四年制高職本科畢業生。
南京工業大學原本是江蘇省知名的高職院校,2019年底獲批升格為高職本科院校,成為全國首所公辦高職本科院校。2022年,該校首批兩年制高職本科學生畢業時,企業對學生了解不多,需要學校領導和老師主動向對口企業推介學生。兩年過去,企業的態度有所轉變。
近年來,隨著產業轉型升級,對高技能復合型人才的需求大幅增加。6月21日,教育部公布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名單,其中就包括51所高職本科院校。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文??指出,到2025年,“高職本科教育招生規模不低于高職教育招生規模的10%”。與此同時,近兩年,不少中職學校“關停、停課、轉學”。
這一變化釋放出什么信號?中職本科是否會大規模開學?中職教育未來將何去何從?民眾對于普教分流至中職的憂慮能否得到緩解?
“職業本科教育應隨著其成熟而逐步建立”
6月22日,南京工業大學公布2024年招生計劃,新增集成電路工程技術等3個本科專業。連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升格為高職本科后,學校本科招生計劃每年都在增加,錄取分數線也不斷上升。“去年我們做了對比,我們的錄取分數線已經超過江蘇省所有民辦本科2024年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分數線,在公辦本科中,也超過了一些二級學院。”連飛說,今年學校計劃招收高職本科生6700人左右,包括參加普通高考的高中畢業生、參加職業教育高考的中職畢業生,以及專升本的高職生。
今年以來,國內多地新設高職本科院校。高職本科教育是國內職業教育體系中培養高層次人才的組成部分。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是國內高職本科院校中的“明星選手”,2023年6月升格為高職本科院校,首次在廣東本科招生時,物理專業最高分達到595分,這個分數可以考入暨南大學、華南師范大學、深圳大學等名校。
我國本科職業教育的發展可以追溯到2014年。當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要創新發展高等職業教育,探索發展本科職業教育,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校轉型為應用技術型高校,重點發展本科職業教育。2019年5月,教育部批準了我國首批由高職院校或獨立學院升格的高職本科院校,開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進行本科職業教育試點探索。
匡英是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2022年她和團隊在調研中國職業教育體系時,明顯感受到職業教育高端化,特別是高職本科的出現,有著強大的外在驅動力,“和行業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有直接關系”。
匡穎團隊的研究涉及現代農業、制造業、服務業等多個領域。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企業崗位的任務和性質發生了很大變化。以畜牧業為例,寵物業現在成為畜牧業領域的熱門方向,需要結合醫養來培養人才,但這在職業教育領域很少受到重視。制造業需要工人掌握機械技術原理,提高判斷和處理復雜情況的能力。“服務業的業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旅游業強調定制服務,酒店更注重主題化,過去需要五六個崗位的工作,現在一個人就能完成。”匡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過去,職校學生的“出身”也決定了他們就業的天花板。南京工業大學原教務處處長王洪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企業經常會給專科生安排一線操作工的崗位。學校還是專科的時候,一些機械專業畢業生會去南京一家高速齒輪制造廠上班。“工廠待遇不錯,但學生只能呆在生產線上,崗位沒什么晉升空間,很多人干一年就走人了。”近年來,他發現,職校本科畢業生能進工藝設計、技術研發等崗位,未來還有機會進入企業管理崗位。
本科職業教育誰來辦,曾一度引發爭議。2014年,教育部相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是實現技術技能型人才體系化培養的關鍵環節”。此后,我國開始探索地方本科院校向應用型本科院校轉型。
中國教育科學院職業與繼續教育研究所原所長孫成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國內應用型大學的建設,借鑒了德國應用技術大學。在德國,應用技術大學與綜合性大學平起平坐,本科學習年限為3.5至4年,碩士學習年限為2年,畢業生可獲得工程學學士或碩士學位,學校與企業界聯系緊密。德國職業教育發展成熟,但高等教育體系中沒有職業本科的概念。
“從內涵建設看,當時提出的應用型本科和(后來的)高職本科沒有本質區別。”孫成說,重點是引導地方高校注重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生王旭初、中山大學原校長黃達仁在2022年的論文中指出,國家政策鼓勵應用型本科高校開展本科職業教育,但近十年來,應用型高校一直處于觀望狀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怕被貼上職業教育的標簽。試點的主力軍來自高職院校。
王旭初提到,應用型本科與高職本科的區別在于,應用型本科仍在普通本科的框架下發展,而高職本科的邏輯起點是職業本位,高職本科的人才培養方案應將實踐教學置于人才培養的核心位置,不同于應用型本科的“理實結合”。
北京師范大學國家職業教育研究院院長何震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一些升格為高職本科的院校主觀上宣稱堅持走職業化發展道路2024年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分數線,但在實踐中卻不同程度地表現出泛化、超前化、學科化傾向,試圖擺脫“職業教育”的標簽。“高職本科在職業教育領域仍是一個前沿課題,辦好高職本科很有挑戰性,必須真正立足行業需求,高質量產教融合,建設一支高素質雙師型教師隊伍。職業院校不要急于上馬,要等到成熟再辦。”
今年3月,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高職本科招生8.99萬人,比上年增長17.82%,高職(專科)招生555.07萬人。高職本科教育招生規模約占高職教育的1.6%。匡英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提到,2021年國家根據測算提出10%的高職本科教育發展目標,就是為了方便地方實施。目前,高職本科立項工作正按計劃穩步推進。
匡英表示,隨著新生產力的發展,國內戰略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對高技能復合型人才的需求必然會增加,會出現更多的高職本科,相關專業也應該根據產業需求進行靈活調整。高職本科的發展要基于對地方經濟的深入研究,根據不同省區、不同行業的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規劃。
普教分流焦慮能否緩解?
隨著高職本科教育規模的擴大,近年來中職院校數量和招生規模有所減少。
教育部公布的數據提到,2023年中職學校招生規模將比2013年減少220.72萬人。一位高職本科院校招生辦負責人坦言,在新的人口形勢下,中職學校可能首當其沖受到影響。
今年3月,江西省宣布原則上不再舉辦省屬中等職業學校,相關學校2024年起停止招生。事實并非如此,外界猜測江西將停止舉辦中等職業學校。
5月23日,江西省教育廳公開回應:省屬中職學校暫停招生,是為了適應我省人口變化、產業轉型升級等新需求,可以整合教育資源向高職院校傾斜,逐步擴大高職教育招生規模,提高教育質量,同時也可以進一步促進各區市集中力量辦好中職教育。
近年來,中職學校改革的趨勢是關閉、停辦改制、集團化辦學。匡英解釋稱,國內中職學校一直是市縣辦學管理,此前也有部分行業技術學校劃歸省級管理,形成省級中職學校,但總量很少。近期一些地方關閉省級中職學校,并不是新的改革,而是中職教育辦學權的回歸。
中職教育的定位也在發生變化。原本中職教育面向產業,培養和輸送技術技能型人才,如今已成為越來越多學生升入高校的通道。寧海職教中心是浙江省“雙高”中職學校。該校校長袁哲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該校80%-90%的學生會選擇參加職業教育高考升入高校。
2021年,有媒體聯合相關教育科研機構發布了《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大型問卷調查報告》,調查覆蓋全國31個省區市十余萬人。研究人員發現,不少中職學校以升學為主。一家職業學校負責人坦言,近年來,依托“五年制”“3+4”和“職業教育高考”渠道,學校總體錄取率達90%以上,部分中職學生就業率不足10%。
2022年,曾擔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的張志勇提出,在制造業邁向高端的背景下,市場對技術人才培養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職業普教由“初中后”轉向“高中后”是必然選擇。
未來中國職業院校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多位接受采訪的教育學者對取消中職教育持謹慎態度。匡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職教育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經濟發展、產業升級,成為整個職業教育體系的基礎。今天,中職教育有兩個作用:第一是提供安全網,即為不適合上普通高中的學生搭建一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橋梁;第二,整個職業教育體系已經發展到本科階段,中職教育的作用是為上級學校輸送合適的生源。“在任何國家,中職教育都要發揮至少其中一種作用,哪怕比重不是很高。”
初中畢業后普職分立最早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官方說法是“大致相當”。2022年,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提到要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時任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的陳子季表示,這并不意味著“取消初中畢業后的普職分立”,而是允許各地因地制宜,普職比例在一定范圍內有所浮動。根據教育部最新數據,2023年,普通高中招生占比約68.07%,中職招生占比約31.93%,兩者比例接近7:3。
為打通中職人才上升通道,不少地方都在探索職業教育高考,即與普通高考并行,為職業教育體系學生提供一種高考形式,職業學校學生通過考試即可升入專科、高職本科。職業教育高考考察學生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但目前全國尚未統一實施。前述高職本科院校招生辦相關負責人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坦言,職業教育高考實施面臨的主要困難是職業教育門類繁多,技能考試內容不一,缺乏像文化理論課這樣的標準。另外,標準制定難度大,平衡考試的公平性和效率是一個挑戰。
“選擇哪些考試題目、考查哪些技能、設計哪些載體,都是影響考試信度和效度的關鍵因素。”浙江經貿職業技術學院校長陳德全也公開提到了這一點。他建議,應考慮聯合協會、企業、高校、課程專家等制定專業標準、課程標準。根據知識技能的共性,將不同專業劃分為大的專業類別,并設置相應的考試科目,與高職專業類別建立對接。
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融合應貫穿于教育的各個階段
由于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普教銜接機制,家長們對普教向職教的分流感到憂心忡忡。不少職業院校的老師在接受采訪時提到了一個尷尬的局面:參加子女家長會時,老師們直言不諱:“你家孩子不好好學習,以后就得上職校。”
6月初,浙江省溫州市發布通知,提出允許普通高中與中職學校學生相互轉學。溫州自2015年起推進職普融合辦學,此次對轉學時間進一步修改,即雙方學生均有三次轉學機會,分別是高一上學期結束前一個月、高一下學期、高二上學期。通知規定,中職學生轉入普通高中,當年中考成績需達到轉學學校的錄取要求。普通高中與中職學校之間轉學的學生原則上在同一年級入學,畢業需達到學校相應標準。
近年來,福建、浙江、山東等多地都在探索職普融合辦學。寧海職教中心從2016年開始試點職普融合班。袁哲海介紹,現在每年有3個班,每個班40名學生。中職一年級,學生在校學習普通高中課程。一年級結束時,選拔成績排名前20%的學生進入普通高中學習。2021年,廈門開始試點職普融合辦學,選定3所中職學校和2所普通高中作為試點學校。按照規定,試點中職學生在高中第二學期通過指定考試,即可進入普通高中學習;普通高中學生如果不適合學習高中課程,也可以通過指定考試轉入職職學校學習。
職普融合原本是要為職普“雙通”搭建立交橋,但在實踐中,不少地方卻成為普通高中向中職輸出學生的“單行道”。專家指出,一些地方的制度阻礙了職普融合的推進。普通高中與中職學校的學籍制度不同,普通高中需要提前有學籍,否則中職學生轉入普通高中就會有障礙。一些中職學校只能與當地高中結成聯盟,并不是實現普通與職教之間轉學的最佳方式。
近期,多地還調整優化了職普融合政策。4月份,浙江省出臺職業教育相關文件,提出建立完善職普學分互認和學籍轉移機制,允許符合錄取條件的職普生轉學籍。此外,要將職業教育內容充分融入中小學——中小學要結合勞動教育和技術課程,建設一批省級職業體驗基地。普通本科院校要加強實驗實習和實訓,將職業體驗和職業規劃融入學習全過程。
“我們認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融合只在高中階段進行,但事實并非如此。它應該在教育的各個階段實施。相關課程和活動應該從小學、中學甚至幼兒園開始滲透,”匡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大多數孩子都是盲目選擇專業的,不知道學完專業后能做什么。”
匡英說,在美國,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要了解父母的工作,比如工作場所是在辦公室還是戶外、工作時間有多少、是否要加班等。到了小學,學校會開展各類延伸教育,學生要開始思考自己適合與設備還是與人打交道,適合從事創新研究工作還是重復性工作。
在德國,小學畢業時,老師會建議家長孩子更適合雙元制職業教育還是繼續讀普通中學,老師也會觀察學生在動手創新方面更擅長還是文化學習方面更擅長,學生在自我探索的過程中對自己會有更清晰的認識。匡英指出,我國現有的勞動教育課程對學生后續的職業指導缺乏價值,理想的情況是,有能力的職業學校老師應該針對中小學設計勞動教育課程,能夠明確與未來的職業經歷相結合。
專家建議,在大學層面,普通高校與職業學校也可以開辟相互選課機制,實現學分互認。在匡英看??來,普通高校可以讓學生選修3-4門職業學校的課程,有助于學生提高就業和生活技能;反過來,職業學校的學生也可以選修普通高校的通識課程和基礎課程。跨學科的學習可以更好地激發學生的創新能力,適應企業需求。“從現實的角度看,職業學校也未必能開設那么多課程,成本也很高,職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的融合對雙方都有利。”
今年以來,本科生“回職”話題成為熱議話題,也反映出部分大學生求職時對職業技能的渴求。在廣東嶺南職業技術學院,該校近兩年招收了150余名“回職”考取技術技能證書的本科以上畢業生,其中不乏碩士、博士研究生和“雙一流”高校畢業生。這并非個例,近年來,不少職業院校甚至專門開設“大學生班”,進行專業技術培訓。
匡英分析,當前強調職普融合,并不意味著普通教育會吃掉職業教育,總體上看,當前職普融合創新還不夠,需要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基礎教育三者協調發展,形成合力。
何振表示,職業教育體系并不單指職業學校教育,即從中職教育到高職院校、職業本科,應該是學校教育和職業繼續教育協調發展。在他看來,德國并沒有中職教育、高職教育、職業本科教育體系,而是建立了“職業學校教育+職業繼續教育”的體系,學生只上三年職業學校,工作后可以在企業接受完整的繼續教育,最終為德國造就了大批高技能人才。
他把我國職業教育的舞臺比作“在長江上修建一座橋”,為技能型人才脫穎而出而修建、拓寬了這座橋。“但過了橋,又是一條崎嶇的小路,誰愿意走這座橋?”
他認為,發展職業教育,學校要提高教學質量,企業也要發揮培訓作用。“讓每一個勞動者都有機會獲得副高級以上職稱,這樣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可,高技能人才才能真正脫穎而出。”
中國新聞周刊 2024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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