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4-09-03 09:08:29作者：佚名
朱學東/文 在過去的人生中，我從來沒有后悔過上大學，選擇專業，拿到薪水，斷了事業，放棄了曾經熱愛并努力奮斗的事業。甚至年輕的時候，我也沒有談過戀愛，婚姻生活的平靜與和諧彌補了這一點。雖然我開玩笑說自己沒有談過戀愛，但我從來沒有真正后悔過。
如果說有什么遺憾的話，那就是沒有學好外語，外語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失敗。
一
在送女兒上學的路上，我談到了學好英語的重要性，也提到了自己的遺憾：
“爸爸更后悔的是沒有學好英語，沒有語言障礙，到哪里都很難交流，只能待在家里。如果當初英語學好了，爸爸就想去世界各地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了。現在爸爸老了，沒精力跟上，你好好學習，以后可以給父母當翻譯。”
“我不想學英語，我想學日語，”女孩說。
沒關系，但是日本近代創造的文明比英語世界少很多，我們現在享受的衣食住行、高科技，甚至電腦，大多都是英語世界文明進步的產物，英語世界對科技進步和整個人類文明的貢獻最大，很多科技文獻都是英語世界，我們大多是模仿、抄襲甚至抄襲，跟風。
我父親不懂英文，所以他看不懂英文原版文獻，他只看翻譯的，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譯本，不知道是否忠實于原意，所以經常走彎路。即便如此，我父親還是從這些來自英文世界的第二代、第三代文獻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很多東西都是我們以前沒有學過的東西。你覺得英文重要嗎？
爸爸以前跟你講過，要多讀世界各國包括英語世界的經典文學作品，里面蘊含著現代文明的萌芽和成長，特別是關于人性和權利的，蘊含著文明的價值觀。我們的經典小說，文筆很好，但價值觀都是勝負欲，多是舊時代的糟粕，對人性的描寫也多是惡的，沒有多少平衡性。這也是我們落后的原因，沒有跟上現代文明。
如果你英語好，又能多讀些原著，你對那些文明的起源、興盛、傳播就會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受到所見所聞的熏陶后，你對現代文明和價值觀的理解也會發生很大變化。還記得我父親的前任錢剛先生去香港時寫的《清朝幼童在美國的故事》這本書嗎？只有走出去，走進開放的世界，才知道自己還缺少什么，需要學習什么。這不僅是錢剛對你的期望，也是你父親的期望。而英語，正是通向更廣闊、更開放的世界的橋梁。
即使退一步講，英語仍然是考試科目。所以，我們現在就應該開始學好英語，不是為了考試，而是為了走向更廣闊、更開放的世界。
我的真摯之心全在這里。
我之所以學不好外語，并不是因為不懂得外語的重要性，而是出身、眼界、學識、性格等方面的原因，尤其是知道外語的重要性之后，還是沒有認真學，外語的重要性微不足道，主要原因還是自己的性格，得過且過，總以為能湊合著用就行，什么都學，沒有弄懂就匆匆學，以至于像一只“飛鼠五技”，在外語方面，連飛鼠的本事都不夠，一個都沒做到。
其實從去年開始我就在考慮要不要重新學英語。后來想想，我這么大年紀了，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像馬克思那樣，年老了還想研究俄國問題，所以要學俄語。后來怕自己沒有精力了，就把這個想法擱置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學習一門我一生中花費最多時間卻未能掌握的外語，或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敗，無論我在其他方面有何值得驕傲的地方，都不足以抵消這種失敗感。
二
英語是我一生中花費時間最多的一門學科。
1979年秋天，我進入前黃中學初中部，生平第一次接觸了26個英文字母，從此，英語便如幽靈般纏繞著我，直至今日。
我剛開始學英文字母的時候，很多同齡人都沒有機會學，比如我的大學室友曾銘友，他是四川自貢富順縣人，高中開始學英語，我就遇到了一個。所以我很幸運，我出生在江南，江南自明代以來一直是中國唯一經濟文化最高的地方。我就像范真說的：“人的一生，就像一棵花樹，都開在同一枝上。樹的莖隨風而落，從窗簾上落到地毯上，從籬笆上落到糞坑邊。”（《梁書·儒生傳》范真）初中學習英語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的第一位英語老師是一位年輕女性，身材豐滿，會說普通話。她只教了我們一個學期，就被調走了。我的第二位英語老師是一位姓董的男士，后來他成為了一名三年級的班主任。
我第一次接觸英語，就是那個胖胖的英語老師唱的字母歌。我現在還能唱，雖然音調跑偏了。歌詞如下：
“ABCDEFG HIJKLMN OPQRST UVWXYZ 現在你看我可以說我的 abc 了”
我開始學英語的時候，懷著好奇和熱情，經常會提前預習課本。但當時的老師認為英語課不需要預習，上課好好學就夠了。那時候英語還是一門輔修科目，高考分數線也就幾十分，學習的動力主要是為了考大學，而不是為了掌握一門新語言，所以學英語的興趣很快就消退了，變得比其他輔修科目更沒意思，畢竟英語課原本的內容就不如歷史、地理這些同為輔修科目的課來得有吸引力。
很快，隨著中國社會逐漸開放，學習英語成為一種時尚。然而，作為一個貧窮的農村孩子，我并沒有真正理解這個時代的變化。我只知道高考英語考試分數改為100分，中考也改為100分。當時，我不知道這種變化背后的邏輯，我的學習方法仍然是死記硬背，這并不是說它沒有用。2022年，我認識了一位新朋友，詩人曾先生，畢業于吉林大學中文系。我哥哥告訴我，他上大學之前英語很差。遇到一位老師后，他教了他死記硬背的方法。結果，他不僅能夠應付考試網校頭條，而且能夠流利地使用它。今天，我哥哥仍然可以流利地閱讀英文文獻。這仍然是一個決心和努力的問題。
我還記得中學英語課本里有Leo Henry的小說《麥琪的禮物》。如果英語課上能多一些像《麥琪的禮物》這樣的內容，也許會吸引我繼續認真學習。給那些設計低級英語教材的人的建議。
我初二的時候，一個讀初四（相當于高二，那時候中學學制還不是六年制）的同宗姐妹考上了鎮江師范學院，學的是英語專業。我看了一本許國章主編的英語書，好像是講英語語法的。這是我學英語的第一本參考書，可惜英語沒什么起色，大多算是一般。
高一的時候，我的英語老師姓宋，好像是蘇州人，會說普通話，不過我不太喜歡他。上課最怕的就是遇到不喜歡的老師，一旦遇到老師，那門課可能就學不下去了。后來分文理科，我選擇文科的原因之一也和英語有關——不是因為我英語好，而是因為我英語不好。我的理性告訴我，如果想讀理科，不但要補物理、補英語，讀文科的話只要補英語就行，歷史、地理只要下功夫死記硬背就行了，我一點都不吝嗇努力。
高二、高三的英語老師是倪國慶，一個瘦高的男人，我很尊敬他。但是由于英語基礎不扎實，高考英語成績一直不太好，考了80多分，比不上同班同學，這是我唯一兩門不達標的課程之一，另一門是政治。
大學開學后，學校組織新生參加英語分班考試。我的成績在二級（當時還沒有四六級，二級大概相當于2級）。當時我們哲學85分的大概有7個人考上了2級。2級英語課要上3個學期；最高的3級只有一個人，浙江岱山的王文宏，只上2個學期；其他人大多在1級，要上4個學期。后來轉學日語、俄語等。
大學時，我注重背單詞、看文章，但進步不大，政治系或者大城市的學生才真正懂得外語的重要性，開始聽英文廣播，而我卻還像中學時一樣，學著啞巴英語，同時學英語只是為了應付考試，沒有把英語當成通向外界、通向未來世界的工具，更不明白英語代表著不同的思維、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文明。
大學期間，我學習英語時唯一可選的三項行動就是試著用字典翻譯我讀過的英文詩歌。有一次我在圖書館向學長求助，也許遇到的也是跟我英語一樣的人，英語不好的人得不到滿意的答案。后來我才知道，詩歌翻譯是最難的，有些詞在字典里查不到，其實是古英語的縮寫。這極大地打擊了我學英語的積極性。
第二次努力是嘗試閱讀美國熱門電影《愛情故事》和小說《機場》的英文版，但半途而廢，沒有堅持下去。不過我還記得小說《愛情故事》中有一句話：是奧利弗和詹妮弗在爭吵時說的臟話：“聽著，你這個雷德克里夫婊子”。這證明了在學習語言的時候，臟話總是學得最快，記得最多的。
我做的第三個努力，是愛上了聽英文歌。我至今還記得許多優美的旋律，還經常聽那些歌，它們是我徒步時的伙伴。原本，英文歌、英文電影是學習英語的捷徑。然而，我至今還記不住任何一首英文歌的全部歌詞（當然，我也記不住任何一首中文歌的全部歌詞）。或許是因為五音不全，我從來不敢大聲唱歌。無論我多么想唱，我只能哼唱，只能跟著旋律哼唱，因此，聽英文歌并沒有幫助我提高英語水平。幸好，音樂是普遍情感的表達，正如張先在《千秋歲》中所說：“不要撥動琴弦，不公之情弦能訴說。”愛倫堡在《人·歲月·人生》中也寫道：“音樂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它什么也不能說，卻能訴說一切。”我記不住歌詞，不會唱曲調，但這并不影響我對英文歌曲的熱愛。
1987年秋天，我選修了德語作為第二外語，畢竟我是學哲學的，當時德國哲學家在中國影響最大，畢業論文就是跟康德思想有關的。可惜，無論我怎么努力，舌頭都彈不起來，累得我都學不會德語和俄語中很重要的卷舌音，最后我放棄了。至今，我只記得一句德語：Wie hei?en Sie？Ich hei?e……
大學畢業沒多久，我就想離開我工作的那個與世隔絕的大興黃村鎮，考研是一個窮苦書生唯一的出路。我又拿起英語課本去考研。結果，1992年我考研沒考上。我的專業總分還不錯，但是有兩門公共課不及格，一門是英語，一門是政治。我當時還挺不相信這個結果的。英語考得很順利，在大學里當了一名政治老師。
三
過去，我的英語最好的水平是能看懂《中國日報》的文章，并能猜出文章的大概意思。偶爾也會翻看《英語世界》，但還不足以讓我認真學習。在街上，當外國人問路時，我能聽懂，但只能用單詞和手勢回答；我仍然喜歡外國歌，不僅是英文歌，還有俄文和日文歌，但當然要閉嘴。我最大的成就是，盡管我不會說日語和英語，但我還是一個人從東京旅行到了北海道。
如果我學好一門外語會發生什么？
如果我的英語好一點，我的高考成績會好一點，但是學校專業可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畢竟，即使我的高考英語成績達不到班級平均分，我的高考成績也足夠我自主選擇大學和專業了。當然，我們在成績出來之前就做出了選擇。
其實，大學時沒學好英語，以后學好外語的機會是充足的，畢竟大學畢業后，偶爾看看《英語世界》《中國日報》，也看不懂，還自欺欺人。英語，也許我以后就不再只是本科了，碩士才是最低的。有一次我和張明教授喝酒聊天，偶爾提起1992年我曾報考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程虎嘯教授的研究生，可惜英語和政治沒及格。張明老師聽后欣喜若狂，說：朱學東，你要是英語和政治及格了，我一定做你的導師！
介紹我去程虎嘯讀研的王同學，是人民大學黨史系的研究生。我們相識并成為好友，并不是因為我們都是江蘇人，而是因為一起上了三個學期的英語課。他從武漢考入人民大學黨史系讀碩士，而我比他晚考，連英語都沒考上。可見我們之間的差距已經顯現。
我們大學畢業三十周年校友聯誼會上，我們倆都是代表校友發言——我代表非主流校友開場發言，王代表主流發言最后發言。我在南方視窗工作時，王到中山大學工作，飛機上看了在機場買的《南風窗》雜志，一看版權頁進入英語的英文，看到了我的名字，我確定朱學東肯定就是我——只有我能做那種風格的雜志。他到中山后就給我打電話，當時單位聯系了我，總機轉接了我，多年失聯后才找到我，也算是同學情誼的佳話。
如果我當初英語學得好，考上了黨史系的研究生，可能就錯過了1994年中央公務員考試的機會，也不會以比較優秀的成績通過考試（據說公考部分是新聞）。如果新聞出版署社會招聘第一名、面試第二名（面試成績比我當時的同事聶靜女士還高）就能進入中央機關，那么中國傳媒行業就少了一個半途而廢，還敢囂張地說這個行業門檻高的人。多么低，多么沒有感恩之心的流氓。
當然，如果我當初學好外語，我可能在1992年就考上了研究生。如果我當初考上了人民大學黨史系，我就不會有1992年12月的那場相親，我的家庭生活也會重新安排。我最珍惜的家庭生活會變成什么樣子，我根本沒想象過。沒有了這樣的家庭生活的支撐，我的精神世界可能也會以另一種形式出現。
當然，毫無疑問，中國將失去一位自認為還不錯的媒體人。而我今天引以為豪的一切，其實都與我沒能學好外語有著邏輯上和現實上的聯系。
四
離開印刷學院后，工作中接觸了一些海外相關的公司和機構。對我來說，如果大學畢業后，甚至結婚后，都能好好學英文（其實我或多或少早就在讀英文了），1997年我去菲律賓參加書展，假裝買了幾本英文小說，但回來后就沒看了。現在書都不見了。我后來的選擇或許會不一樣。
天氣如何？
如果我當初學好英語，最有可能的情況是，2000年我選擇離開政府的時候進入英語的英文，不是去做媒體，而是去外企。我在政府工作的時候，以及后來做媒體行業的調研報道的時候，也跟一些外企有業務往來。我大哥王明春離開三聯之后去了IDG，我跟當時IDG中國區負責人熊曉鴿也比較熟悉。直到2016年1月在烏鎮，熊曉鴿才陪同Kim Blair（1200萬美元成為Facebook的天使投資人）去了烏鎮，并充當翻譯。他把Kim Blair介紹給我的時候，我還不會說英語，如果我會說英語，我就會努力接近Kim Blair，告訴他，我見到了他影視明星般美麗的妻子趙安吉拉，他的嫂子趙小蘭，還有他的中國岳父岳母。
當然，我不僅能找到IDG的直接或間接的聯系，也能找到國際知名的出版投資機構，這些機構想在中國發展和擴張市場。如果我想去這樣的機構，我當時的工作經歷也會有幫助。這能給我帶來一些優勢。可能比懂外語的人更有優勢。
2023年9月10日，也就是我寫完上面這段話的下午，我在地壇書展意外遇見了熊曉鴿。我跟熊曉鴿提過，如果我英語好的話，我大概會去找他。當時他笑著說，明年春天去也不錯。可見，我提到的假設，其實也并非空穴來風。
2014年9月，我被邀請到香港大學學習，這時我才意識到，香港大學對英語的要求非常高，不懂英語很難在大學里取得成功。
職業生涯戛然而止后，一位大學同學把我推薦給了當時正在尋找接班人的汕頭大學新聞學院院長范東生。汕頭大學是李嘉誠創辦的，新聞學院首任院長陳婉英女士是新聞界德高望重的前輩，也是杰出的媒體人。事實上，正是陳婉英教授在2014年邀請我去緬甸和香港大學做訪問學者。
范教授回到北京后，邀請我進行了一次長談，我們聊得很愉快，但一開始我婉言謝絕了，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這個能力。當然，在聊天中范教授提到，汕頭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是一個國際化的學院，師資來自世界各地（曾任讀賣新聞總編輯、中國分社社長的著名記者加藤隆則先生辭職去了汕頭大學），學院院長需要能用英文交流，而我不會用英文交流，這是客觀制約。跟我聊完之后，范先生覺得，即便我不懂英文，不能擔當行政職務，他還是歡迎我到汕頭大學任教，也許他覺得我還不錯吧。我既感激又慚愧。
我在讀貝科夫的《帕斯捷爾納克傳》時，看到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無法出版，作協也曾逼迫他屈服，帕斯捷爾納克靠翻譯為生，他主要翻譯莎士比亞的作品，他翻譯的《哈姆雷特》和《浮士德》都大受好評。
讀丁亞平的《水下的火焰》一書，說蕭乾先生選擇做翻譯，是因為他已經無法再進行創作的無奈之舉，做翻譯不僅讓他讀到了更多優質的外國文學作品，也讓蕭乾在做事中得到了一些心靈上的慰藉。
現在我束手無策了，我也想，如果我當初學好英語，也許翻譯可以成為一種養活自己的方式。
我如今的生活，是由閱讀塑造的。西方人文社科著作對我精神世界的塑造尤為重要。但因為我不懂英文，所以讀不懂原文，只能通過翻譯作品接觸西方人文思想。很多都是第二版甚至第三版，根本分辨不出有沒有遺漏、誤譯甚至扭曲。當然，讀不懂英文原文最大的問題，是對英文背后的生活方式、思維邏輯、文明的理解——包括世界觀、方法論之間，可能存在一層隔閡。我只能用自己一點一點積累下來的常識和推理，邊讀邊剖析自己。真可謂“我注釋六經，六經注釋我”，卻也意外有了新知識、新觀念的轉化，哪怕是篡改，只要符合全人類的價值觀和個人的真實感受，也是對自己的一次全新塑造。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新的知識被內化為自己的信念和常識。
不懂英語最大的痛苦，就是限制了我對新世界的認識和想象。這也是為什么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不中不西、不新不舊、半新半舊、半中半西、半自由半個人主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