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1-05-28 15:40:34作者：admin2
《迦陵論詞叢稿》、《迦陵論詩叢稿》、《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靈鳛詞說》（與繆鉞合作），以及《唐宋詞十七講》
唐宋詞的發(fā)展流程由小而大：由晚唐西蜀的艷情之作，而至李煜、馮延巳“士大夫之詞”的堂廡漸開。是一大；柳永由小令而大量創(chuàng)作慢詞，由抒情而敘事，由院落笙歌而市井、羈旅，是二大；蘇軾以詩為詞，開拓題材、提高意格、提升詞境，融理趣而人，是三大；辛棄疾以文為詞，驅遣古人、使事用典、斂雄心豪氣而成溫婉悲涼，是四大。伴隨著這些由小而大的變化．亦有破體與遵體、越律與守律的糾纏。但唐宋詞始終未曾背離美文與美聽的原則。未離異其起始之時所奠定的“緣情”傳統(tǒng)，未丟棄其“體物”之長。唐宋詞一直為人所愛。
詞可以溯源于隋代，而發(fā)展繁榮于唐宋，其中經歷了兩、三百年的時間，詞的流派也在不斷地更替，無論是花間詞派、南唐詞派、北宋前期的晏歐柳，還是婉約詞宗秦觀和北宋后期的大晟詞人周邦彥、賀鑄，以及南宋的李清照、辛棄疾等詞人，在他們的詞中，我們都可以體會出“愁”的滋味，或淺或深。
唐宋詞善于言愁，有友人愛侶間的離愁別恨；有深閨少女少婦的懷人的幽愁；有懷才不遇的寒士的嘆貧嗟悲的哀愁；有憂國憂民的有志之士報國無門的深愁。一部唐宋詞史可以說是一條用“愁”與“悲”編織而成的關于人間悲苦之事的長卷。
1908年，王國維《人間詞話》的發(fā)表，標志著詞學研究由近代向現(xiàn)代的轉變，茲后的30年間詞學研究和詞學批評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就針對了唐宋詞特別擅長表現(xiàn)“審悲心理”的“本源”問題作了一番研究，王國維說“李后主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又說晏殊、馮延巳詞有“憂生”、“憂世”之意”（王國維《人間詞話》），這些實際上就是針對唐宋詞關于審悲的“本源”的一個觸及。唐宋詞人既從前代文學那里傳承了原本就已經積淀了十分豐厚的憂患心理的精神負擔，又“吸收了”本朝新釋放出來的憂患心理的勢能，于是便形成了唐宋詞特別喜歡抒寫“苦悶”與“傷感”的另一種內容特色。
在建國后30年里，前15年由于過分注重詞體外部規(guī)律的探討，單純以論詩論文的方式論詞，專門的唐宋詞學批評范疇與術語幾乎沒有增加，相反，原有的多被忽略了。后來隨著詞學批評走向多元化，產生了一些專門的唐宋詞學批評范疇與術語，如楊海明的《唐宋詞史》首次在詞學批評中引進“憂患意識”，用以闡釋唐宋詞的感傷色彩，其他像“狹深文體”、“心緒文學”、“類型風格”、“多重人格”、“以悲為美”、“以艷為美”、“以柔為美”等術語都能恰如其分表達某些詞學觀念。納蘭性德說過：“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托。往往歡娛工，不及憂患作。”（《飲水詩·填詞》）這就揭示了“詞”與“憂患（心理）”間的密切關系。
20世紀80 年代的唐宋詞研究表現(xiàn)出宏觀的視野和鮮明的學術品格，現(xiàn)代化思潮的涌動導致了學術思想的變異，方法熱、尋根熱和文化熱的潮汐，使唐宋詞研究產生了多元的視角和多樣化的方法，新老研究者用自己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確立了自己的學術地位，彰顯出各自獨特的個性。對唐宋詞審美特別是審悲意識方面，在研究深度和廣度上都有了質和量的飛躍：在質的方面，中青一輩的研究學者在吸收和繼承老一輩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大膽創(chuàng)新，出現(xiàn)不少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的新的研究理論，如葉嘉瑩的《迦陵論詞叢稿》中作者把西方理論與中國傳統(tǒng)詞學理論進行了成功的對接，并用西方理論來觀照中國傳統(tǒng)詞學理論，還有楊海明、鄧喬彬、劉尊明、王兆鵬等新生代，取得許多超越前人的成果，尤其是“以悲為美”理論的提出，更是體現(xiàn)了“質”的飛躍；在量的方面，對于唐宋詞審悲意識的研究者越來越多，這方面的研究論著也在不斷地增加，老一輩如吳梅，她的《詞學通論》、《霜崖詞錄》，還有吳梅的學生萬云駿和唐圭璋，萬云駿例如《傷春傷別是唐宋詞的主旋律》，本文章追溯傷春傷別題旨的產生源頭，《詩詞曲欣賞論稿·總論》中以悲劇性的美這一古典詩詞中的普遍問題進行評論，還有唐圭璋的《唐宋詞簡釋》、《詞學論叢》；年輕一輩的如吳熊和的《唐宋詞通論》，葉嘉瑩《唐宋詞十七講》,楊海明先生的《唐宋詞風格論》、《唐宋詞史》、《論唐宋詞所積淀的民族審美心理》，喬力的《“詩之余”———論中唐文士詞的文化品位與審美特征》，劉乃昌的《論李清照的文化性格及審美趣向》等等。
尤其是先生他在《唐宋詞史》針對唐宋詞的感傷色彩進行進一步的闡釋，而在1987年發(fā)表的《論唐宋詞所積淀的民族審美心理》一文中，他以一個唐宋詞讀者和研究者的角度來闡述他對唐宋詞中“悲”的色彩的審視，他說這是一種“悲美的褶褶色彩”，楊海明將唐宋詞這種詞體比喻成為一種特異的“光譜分濾器”，只從特殊的角度吸收外界的光和色，而這種光和色便是以“悲”為主的兩大詞境：一類是悲傷，一類是悲憤。在他看來，整個唐宋詞所抒寫的“悲哀”內容又是復雜的。
當代對唐宋詞審悲意識的研究，出現(xiàn)了多方法、多角度、多側面的態(tài)勢，如有以流派的轉變更替為切入口，進行對唐宋詞審悲意識的探索；有從民族心理與時代大背景結合為角度而進行研究，有的是從唐宋詞審悲意識的內涵進行發(fā)散式的研究等等。形成了鮮明而獨特的研究風格，其范圍在不斷的擴大，深度也在不斷地推進。其中成果卓著的有許多，如鄧喬彬從中國文學的文化基因和美學因子的溯源開始，探求詞文學美感形態(tài)的特質和表現(xiàn)，揭示其悲劇性內美的存在狀態(tài)及原型意味；如吳惠娟《唐宋詞審美觀照》，鄧喬彬《唐宋詞美學》，楊伯嶺的《唐宋詞審美文化闡釋》還有童慶炳發(fā)表的一些關于唐宋詞審悲方面的研究以及闡釋等。如在教授的《唐宋詞審美文化闡釋》中既扎根于中國古代詩學傳統(tǒng)又能超越這個傳統(tǒng)，是一部既有深厚的理論支撐，又能真正貼近詞作文本，既有深刻精細的分析又有高度的理論概括，中西文化交融的綜合性著作。在這本著作里面作者以開闊的文化視野，縱橫捭闔，既闡釋唐宋詞的審美文化特質又能延伸到唐宋詞審美文化觀念的演變和接受史，特別是在針對唐宋詞的審悲意識的闡述這一章中，作者對于唐宋詞審悲意識的藝術特征做了比較全面的論述，并結合唐宋詞文本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說明，并從以下四個方面來闡述：一、唐宋詞中的審悲意識與時代憂患心理的交融；二、唐宋詞詞體與人生境遇變化的關聯(lián)；三、唐宋詞審悲意識對于生命感動的辨析；四、唐宋詞塑造的孤獨形象的悲感藝術特性，加深了我們對于唐宋詞藝術特征和風格等方面的認識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