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那些藏在歷史里的公版外文圖書與中國年輕譯者的故事？
更新時間：2025-07-19 09:34:01作者：佚名
漫畫/李嘉
那些藏在歷史里的公版外文圖書遇到了中國年輕譯者
一個鮮為人知的“古登堡計劃”
超過一萬人報名參加，其中一千多人最終順利加入，名為“譯言古登堡計劃”的舉措在我國已實施一年多。在眾多年輕人的努力下，四百余部公版外文圖書得以翻譯，其中八十九部已作為電子書在線發售。這些書籍在眾多熱門暢銷書的簇擁下，依然展現出獨特的存在意義，它們致力于挖掘那些鮮為人知的經典之作。
這群年輕人的舉措，使得以推廣公版圖書電子化為核心、在全球享有盛譽的“古登堡計劃”在中國得到了全新的解讀。
一小時漫游出一個“計劃”
去年五月的一個午后，譯言網的CEO趙嘉敏與圖書部的負責人李婷一同踏出了紐約公共圖書館那座宏偉的圓拱門。他們此行，是對知識圣地的虔誠拜訪，而這次探訪所引發的觸動，不僅深刻印刻在他們的記憶中，更催生了一個至今已有超過千人參與的項目。
李婷之前通過圖片對這家美國最大的公共圖書館有所了解，“我曾想象那里充斥著高聳且密集的書架，上面堆滿了書籍。”然而，經過一小時的參觀，她的印象發生了改變。在占地2000平方米的主閱覽室里，盡管兩側的書架古樸典雅，直抵天花板，但大部分空間卻被桌子占據，其中一半的桌子上還裝有電腦。來到此處的人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全神貫注地凝視著電腦屏幕上展示的眾多掃描版電子圖書。
趙嘉敏與李婷內心深受觸動，步出圖書館，于街角咖啡館落座。手捧咖啡，三個小時轉瞬即逝，天色漸暗，兩人交談甚歡留學之路，一個國內前所未有的全新事業輪廓逐漸顯現。
趙嘉敏及其團隊深信不疑，在物理空間受限的情況下，數字存儲無疑是圖書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樣也是圖書館發展的必然趨勢。加之，譯言網所遭遇的挑戰亦不容小覷。“《喬布斯傳》曾是譯言網成功實施的一項出色翻譯工程，然而自那以后，我逐漸意識到傳統翻譯流程存在諸多不足。我們常受出版社的制約，圖書的出版周期難以自主掌控。”趙嘉敏最感棘手的是，獲取外國圖書的版權費用高昂，且操作過程冗長。即便譯言網大規模購買版權，也難以滿足網絡社區譯者的需求。她提出，若要拓寬內容來源，公共領域的圖書無疑是最佳起點。她不禁自問：“為何不嘗試推出國外公共領域圖書的中文電子版呢？”說到這里，趙嘉敏已不記得咖啡早已冷卻。
時間上幾乎沒有差異，譯言網迅速組建了一個平均年齡僅為27歲的7人項目團隊。同年7月，譯言古登堡計劃正式上線，其第一期主題聚焦于“紐約公共圖書館的世紀之書”。這10本書籍是紐約公共圖書館在1995年慶祝建館100周年之際，從眾多世紀之書中精心挑選出的，且均為版權已開放的英文版圖書。這十本書中，部分作品尚無中文譯本，部分僅有繁體中文版本，有些譯本年代久遠，甚至遭到批評。趙嘉敏回憶，在古登堡計劃的首輪翻譯階段，有40余位譯者積極參與，他們的作品隨后以電子書的形式在網絡上陸續推出，可在字節社、豆瓣閱讀、多看閱讀、Kindle中國等平臺找到。
至今為止，譯言古登堡計劃已經成功發行了47期，這些公開發行的書籍不僅可以在古登堡計劃的官方網站上找到，還有眾多網友推薦的公版書籍。此外，每一期的內容都圍繞一個獨特的主題展開，如“字里行間的光影——奧斯卡獲獎電影的原創劇本”、“大作家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品”、“倫敦的風情”、“紐約的往事”等，內容豐富多樣，涉及文學、教育、社會、科技、歷史和地理等多個領域。該計劃已成功翻譯了400本圖書，其中80%是英文轉譯為中文項目負責人 翻譯的英文，其余的翻譯涵蓋了德語、俄語、日語以及波蘭語等大約六七種語言。
一本書最多五個人譯
在菲律賓馬尼拉從事工作的劉斌，在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食品科學博士學位之后，加入了國際馬鈴薯中心菲律賓分部。在無數個夜晚，他將自己對文字的熱愛與翻譯工作緊密結合。
今年二月的一個周末，劉斌在網絡上偶然看到了譯言古登堡計劃《芭貝特之宴》的翻譯招募公告，這部作品的創作者曾創作過廣為人知的《走出非洲》。懷揣著試一試的心態，劉斌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來形容自己的翻譯能力，“若以我的水平來翻譯這部小說，恐怕就如同用上等食材烹制出的普通菜肴。”盡管如此，他仍渴望在將這部杰出作品翻譯成中文的過程中留下自己的印記，因此決定投身其中，報名擔任了負責人一職，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責任編輯。
劉斌非同小可，現年31歲的他，曾是參與人數達數十萬的國際接力項目——“二戰直播”中文版的核心翻譯者與管理者之一，過程順暢無阻，他成功當選。
劉斌率先著手挑選合適的譯者。在他看來，譯作不僅要保證翻譯的精確與流暢，更要具備一定的美感與清新感，最好還能帶有一絲神秘的韻味。隨著試譯稿的陸續提交，劉斌發現其中有的讓人難以卒讀，有的雖然通順卻毫無滋味，有的則過于拘謹，有的又過于夸張。然而，在眾多試譯者中，他最終找到了合適的人選——南京大學的一名大一學生，浦雨蝶。
《芭貝特之宴》篇幅不長，僅有23000字，翻譯工作耗時一個月。“我們借助名為Google Translator Toolkit的在線工具展開合作，一旦譯文上傳，擁有權限的人員均可進行修改。”劉斌表示，而他自己大部分時間所做的工作，則是修正一些虛詞，以及查閱相關資料。
她的面容平靜，眼神深邃，自帶一種獨特的魅力；在她目光的注視下，周遭的一切事物都仿佛被賦予了生命，靜靜地、井然有序地自行運轉。劉斌對這句話進行了微調，于是便呈現出了一些新的變化：“她的面容平靜，眼神深邃，宛如一塊磁石，散發著吸引人的力量；她的目光所及之處，一切事務都井然有序地、靜靜地展開。”文中提及的人名、地名以及圣經引用等相關注釋，總計約四十余條，均由劉斌在廣泛搜集資料的基礎上精心撰寫而成。
韋麗媚，一位在深圳工作的翻譯，她曾擔任《亨利·亞當斯的教育》、《月池》以及《芬妮·希爾——歡場女子回憶錄》這三部作品的負責人，并在譯言古登堡計劃中留下了她的身影。劉斌與她采用的工作方法存在差異，這主要是因為她需要管理眾多譯者。為此，她會制定一份詳盡的進度和質量監控文檔，其中詳細記錄了每位譯者負責的章節、字數以及相應的版稅分配比例，每日的工作量，校對計劃、提交稿件的方式以及溝通渠道，還有獎懲措施。她會對所有人進行確認，確保無任何異議后才會執行。韋麗媚表示，當多人共同翻譯一本著作時，最令人擔憂的是譯者可能半途而廢，她本人就曾遭遇過此類不幸，于是她迅速尋找了新的替代者，幸而并未因此延誤整體進度。
這本書的編制團隊中，除了項目主管與翻譯人員，還包含了其他多種角色。其中，汕頭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的研究生高正哲，擔任了通讀師一職。他先后對數十部書籍進行了通讀工作。“在執行通讀任務時，首要任務是檢查是否存在錯別字、標點符號的錯誤使用或遺漏，以及注釋的缺失，以及其他各類文字上的瑕疵。”
梅瑩，譯言古登堡計劃的項目負責人，揭曉了這一謎團。該計劃采用了與傳統出版流程截然不同的協作翻譯模式，一本書通常由三到四個譯者共同完成，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一本書會有多達五個譯者參與。一本書的完成涉及多個環節，包括選擇項目負責人、招募譯者、進行翻譯和互校、負責人的審核，以及最終的質檢和全文通讀。在這些環節中，每個角色都擁有明確的職責和社區內的具體分工。她透露，通常每部作品的發布周期大約是四個月上下。一部作品的背后，并非單打獨斗的個體行為，而是一整個團隊共同努力的結果。
一本書最少才賣出七本
譯言古登堡計劃的銷售業績似乎并不理想，其中有一本書的銷量僅為7本，然而有的書籍銷量卻十分可觀，甚至超過了千本。例如，《芬妮·希爾——歡場女子回憶錄》在上線半個月的時間里，就成功售出了1000冊。
這樣的結果似乎并未引起太多關注，因為絕大多數讀者對這些書籍并不熟悉。以俄羅斯作家丹尼爾·哈爾姆斯的作品為例，此前并無中文譯本，以至于很多人甚至未曾聽聞其名。因此，電子書上線后的讀者群體相對較小，主要集中在校大學生群體。
高正哲覺得，盡管這些書籍不再流行，也不符合潮流，但經過精心挑選和翻譯，能讓這些年代久遠的經典重新散發出新的光彩，給人一種“讓經典在中文世界重獲新生”的印象。“電子書能夠永久保存，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有意愿的人都能閱讀，這具有深遠的意義。”劉斌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劉斌直言，由于采用的是版稅制度，加之圖書銷量并不理想，因此他目前所獲得的稿酬甚至未能達到國家規定的每千字稿酬的最低標準。同樣，譯者王驍雙也提及，她與另外三位譯者共同翻譯的《她的國》中文版總字數達到了11萬字，盡管第一個季度的稿酬已到手，卻僅有區區100元。我并不抱有賺錢的期望，畢竟我們是四人共同翻譯的，而且這部作品年代久遠，又是關于女性主義的主題項目負責人 翻譯的英文，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受到熱捧，這一點我心中也有數。23歲的王驍在自我安慰。
王驍雙指出，依據網絡上的相關規定，作品的凈收益中，一半歸運營方所有，即譯言網；十分之一歸項目負責人；其余的四十個百分點則分配給參與項目的譯者。至于不同譯者之間的分配比例，原則上是以各自的工作量為依據來確定的。《她的國》的售價是12元，我翻譯的文字大約占總篇幅的三成，而銷售額中有四成歸譯者所有，因此我分得的份額大約是12%，每售出一本書，我能獲得1.5元。
由于缺乏可觀的稿酬，譯言古登堡計劃至今的發展主要依賴于年輕譯者的熱情支持。陳萱，一位26歲的譯者，曾這樣講述她的故事：“16歲那年，我立下志愿，渴望成為一名文學翻譯。時光荏苒，轉眼間已過去十年。今年9月24日，我的首部翻譯作品正式上市，我的夢想終于實現了。”陳萱在去年回到祖國之后，便在四處奔波尋找工作的艱難日子里，著手翻譯了《芬妮·希爾——歡場女子回憶錄》的若干章節。那段時間，她經歷了孤獨、寂寞，承受著挫折與傷痛，眼含淚水。然而，她對于未來的不確定性并沒有讓她失去信心，反而帶著一種豪邁的氣概。即便是在感冒發燒的時候，她依然堅持趕稿。
在香港的遠方，王驍雙對翻譯《她的國》的經歷記憶猶新，她回憶道：“那時我身處北京，正在一家婦女組織實習，白天我埋頭于辦公室，專注于翻譯與性別相關的國外新聞，而夜晚則回到狹小的租住之處，完全沉浸在一片僅屬于女性的理想國中，文學與實際的社會活動在此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融合。”那段時光，成為了王驍雙人生中最快樂的月份之一。
劉斌表示，翻譯出佳句的喜悅，宛如品嘗到一種鮮為人知的佳釀，每當想到這美酒不久后將與廣大讀者相遇，他便心生將這份美酒推廣給眾人的愿望。他本人對這種感受尤為珍視。
觀點
首譯應該得到提倡
譯言古登堡計劃銷售的書目中收錄了美國作家夏洛特·吉爾曼于1919年發表的諷刺寓言《她的國》，俄羅斯荒誕派作家丹尼爾·哈爾姆斯的作品集，以及以《紅字》著稱的英國作家霍桑專為兒童創作的《雜林別墅里的希臘神話》。這些書籍中的大部分均為國內未曾出現的譯本，并且并非市場上的熱門讀物。
翻譯界黑馬對譯言特別開設冷門領域的舉措表示了肯定態度，他指出，“當前存在許多人在前人基礎上大量進行重譯，甚至在重譯過程中對首譯者的一些不足之處進行無端指責。這實則是為了彰顯自己‘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實屬卑鄙之舉。”黑馬強調，當前翻譯界應更加推崇首譯，因為首譯正是原創精神的體現。
黑馬指出，每個時期的語言表達都有其獨特性，因此，當代年輕人所翻譯的新版著作，只要在確保準確無誤的基礎上，融入了時代的語言風格，便無需以上世紀30年代、50年代譯者的中文表達為衡量標桿。“那些現代文學作家和翻譯家的語言風格，如今看來幾乎是難以達到的高度，畢竟語言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強行以舊標準要求他們是不適宜的。”
然而，讓年輕人負責翻譯那些年代久遠的古版本，難免讓人對翻譯成果的質量心生疑慮。黑馬對此持有獨到見解：“那些翻譯經驗豐富的譯者往往身兼要職，翻譯工作只是他們的業余愛好。一旦功成名就，他們不會僅僅為了翻譯一本新書而接受微薄的稿酬，除非這本書恰好是他們研究領域內的作品，或者他們本人鐘愛的作品。而對于那些資歷尚淺的譯者來說，這種情況在所難免。”黑馬認為，新人們必須獲得展現自我的機會方能嶄露頭角，而譯言古登堡計劃恰恰為這些新作者提供了展示作品的空間。
然而，多人協作的翻譯模式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翻譯周期較短、成本較低，且譯者在相互校對中能夠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然而，其弊端也不容忽視，參與者的水平參差不齊，再者，大家之所以聚集在一起，主要是基于共同的興趣，這導致負責人的約束力相對減弱，不利于確保翻譯質量。黑馬認為，在信息時代，采取流水線作業的模式可能并不適宜，除非負責統稿的人員能保持極高的專注和責任心，對全文進行細致的從頭至尾的統一處理。
黑馬提出，關鍵在于組織者是否能夠實施先嚴選后精修的策略，即在挑選人才時需對他們的資質進行嚴格審查，優先考慮那些具備出版經驗的人選，并對其試譯能力進行評估；而精修則是指在后期編輯階段需投入精力進行細致的校對和潤色工作。
對話
“有出版社招人，懂點英語就能當編輯”
受訪者：上海譯文出版社社長韓衛東
目前，圖書市場上文學作品翻譯質量參差不齊，翻譯費用偏低的問題頻繁被討論。然而，關于國內文學圖書翻譯團隊的整體狀況，以及翻譯質量參差不齊的深層原因，卻鮮有人從全局角度進行深入分析。因此，我們與上海譯文出版社社長韓衛東進行了此次訪談。
問：出版社圖書翻譯的譯者主要是哪些人群構成的？
在圖書出版領域，主要依賴大學教授擔任翻譯工作，同時，社會上越來越多的譯者加入其中，這其中包括不少來自網絡社區的譯者。實際上，無論是專業文學作品的翻譯還是社會科學理論著作的翻譯，都要求譯者具備一定的研究能力，對作者及其作品的學術背景和相關知識要有深刻的理解。然而，當前翻譯隊伍的構成相對復雜，這也導致了翻譯質量的參差不齊。
問：出版社都在抱怨優秀譯者難尋，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近年來，海外圖書版權的爭奪愈發激烈，向國外版權所有者支付的版稅持續攀升，但圖書售價卻無法無限上漲。因此，出版社給予作者翻譯的稿酬普遍偏低，翻譯二三十萬字的書籍，收入通常只有三萬元左右，而且采用版稅制的譯者數量極為有限。即便如此，翻譯者的報酬以及支付給版權所有者的版稅，其總和已超過了一本書直接成本的一半，因此出版社難以進一步增加翻譯作品的稿酬，這對專業翻譯人才的培養產生了不利影響。
由于稿酬偏低，從事翻譯工作在經濟上的回報并不理想，既無名聲，也無利益。觀察發現，眾多大學教授將翻譯出版作為收入手段的實用性已經大大降低，現在它更多的是被用作學術研究的手段，或是提升學術影響力的途徑。當前，譯者的參與熱情不高，這使得尋覓優秀譯者變得愈發艱難。
關于國內出版社在翻譯出版圖書方面的整體狀況，您是否有所了解？
自改革開放以來，翻譯出版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興盛。起初，我國僅有少數幾家專注于翻譯出版的出版社，而如今，全國范圍內已有超過500家出版社投身其中，其中絕大多數都致力于版權的引進工作。每年，我國引進的圖書種類高達15000種，這一數字十分龐大。由于圖書翻譯行業缺乏門檻和資質要求，出版社只需支付版權費用，便可隨意聘請譯者進行翻譯，進而出版書籍，因此，當前國內出版社普遍呈現出一種“去編輯化”的趨勢，這也使得翻譯圖書的質量令人擔憂。
我認為，若出版社希望推出高質量的文化產品，編輯的職責尤為關鍵。專業出版社的編輯在為讀者精選圖書的同時，還需承擔對翻譯作品質量和內容進行嚴格把關的重任。他們必須與譯者進行多次交流，且必須深入研究原文，因為不少譯者在遇到難以理解的部分時，往往會出現漏譯現象，此類情況屢見不鮮。鑒于此，若編輯不親自閱讀原文，便難以發現其中的問題。然而，實際情況是，眾多出版社缺乏專業的外語編輯人才，即便有些出版社在招聘，也僅是稍微懂得一些英語便被任命為編輯。此外，出版社敢于嘗試各種語言，無論是西班牙語、韓語、日語還是俄語，它們都愿意涉足其中。
問：要改變這些現狀，是否有比較好的辦法？
翻譯工作并無門檻限制，出版社亦無特定資質要求，這導致了行業競爭的混亂無序。在我看來，翻譯出版領域同樣需要建立一套行業標準。難道有哪個行業是沒有自己標準的嗎？政府部門理應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
鏈接
古登堡計劃
古登堡計劃是一項依托互聯網平臺，致力于大量提供版權已過期的書籍進入公共領域的合作項目。目前，該計劃已經匯集了34000本公版書籍，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下載。
1971年，身為伊利諾伊大學學生的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tt，1947——2011），是古登堡計劃的開創者。當時，他得以使用該校材料研究實驗室內的Xerox Sigma v巨型計算機。得益于一位友善的操作員，他獲得了幾乎不受時間限制的賬戶使用權。哈特立志要成就一番有意義的事業，確保這份禮物名副其實，于是他選擇將書籍轉化為電子版，以便公眾無障礙地獲取。進入90年代中葉，越來越多的志同道合者加入了哈特的行列。在此之前，圖像掃描儀和光學文字識別軟件尚未得到顯著提升和普及，絕大多數文本的錄入工作都是依靠人工完成。
一些了解古登堡計劃的人士透露，該計劃的核心價值體現在那些較為冷門、專業書籍中。然而，該計劃所上傳的圖書版本的真實性曾受到過一定的質疑。翻譯家黑馬表示，他主要負責翻譯英國作家勞倫斯的作品，然而他發現，網站上的勞倫斯作品版本普遍較為陳舊。近年來，劍橋大學出版社依托最新發掘的勞倫斯手稿，對勞倫斯的作品進行了新一輪的修訂。然而，這些基于新修訂的版本卻無法在網上進行上傳。盡管如此，那些極具代表性的經典之作，由于手稿難以尋覓，其修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市面上大多數版本仍具有較高的可信度。（本報記者 路艷霞）
相關文章
為您推薦
加載中...